陈子昂@我在中国访古迹，跨山越海只为看到你最古老的样子( 四 )

到慧远撰写《庐山记》的魏晋六朝时代，旅行文学的史与文两种形式，几乎已经定型。五世纪谢灵运的《游名山志》虽然仅存三十余条，但也足以看出旅行文学的发展态势：“泉山顶有大湖，中有孤岩独立，皆露密房。《汉史》朱买臣上书云：‘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
其中既有精心雕琢的辞句“孤岩独立”，也有引经据典的史料“《汉史》朱买臣上书云”，这些几乎都成了未来游记的标准范本。前人的作品成为后世模范的典范，后世的作品中，也常常能看到前人的痕迹。就像陈子昂怆然泣下的《登幽州台歌》，谙熟典籍的人，也会发现他是在“化”《楚辞》中的《远游》一篇：“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两者对读，几乎会误以为陈子昂流泪的原因不是自伤身世的怆然，而是洗稿太过的羞愧。但“化用”前人本就是诗文创作灵感来源的公开秘密。诗文如此，游记自然也如此。因此，在阅读明代游记时，经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徐世溥《游洪崖记》中“瀑奔流至此，则复冲激上山，左右喷薄，洗石壁，逆流同下矣”，就是在暗中学习慧远《庐山记》的韵律与措辞，也就不足为奇。
但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虽然最优秀的旅行文学是文史兼备的作品。但在书写游记时，指针是向文偏一些，还是向史偏一些，却是个值得忖思的问题。文史之间的旅行者，就像是在大漠中行走，前后左右，四面茫然似乎到处是路，也似乎无路可走，只能凭借直觉向前走去。
记与访
后可见来者
沙海之中，四顾茫茫，但就在迷惘不知该往何处前行之时，远处一座闪光的崖壁，却像烈日下的灯塔一样，指引旅行者在沙海中投奔而去。热浪渐渐被视线中的青葱绿色拨开，崖壁上的闪光也凝聚成一尊实像，那是一尊在崖壁上开凿的巨大佛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旅行者长出一口气，他知道，自己到了梵衍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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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拓拍摄的巴米扬大佛石窟，出自他所撰写的《阿富汗访古行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公元629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踏上了前往西方天竺的求法之旅。梵衍那国是他西行途中的一站。在他的西行旅行记录《大唐西域记》中，他如此描述这个国家：
“梵衍那国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三百余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势邑居。国大都城据崖跨谷，长六七里，北背高岩。有宿麦，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马。气序寒烈。风俗刚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风教，货币之用，同睹货逻国，语言少异，仪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邻国。上自三宝，下至百神，莫不输诚，竭心宗敬。商估往来者，天神现征祥，示祟变，求福德。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宗学小乘说出世部。”
玄奘对梵衍那国的记述毫不拖泥带水，用词精准，几乎没有任何文学上的修饰。提到那尊崖壁上的著名巨佛，也仅在必要时才加上“金色晃曜，宝饰焕烂”这样浅白得毫不夸张的描述。考虑到玄奘所看到的这尊巨佛，就是在2001年被塔利班武装组织毁灭的那尊巴米扬大佛，今天的读者也许会抱怨玄奘为何不能多花些笔墨，更细致地描述这尊大佛外观的衣着纹饰和细节，以至于单凭他笔下的寥寥几句，都无法确定这尊佛像究竟塑造的是哪一位神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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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访古行记》，作者：刘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
但玄奘不会在意今天读者的看法，就像他不会在意游记中这些细节的描述。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完成一部游记，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给读者带来心驰神往的异域体验，他是在撰写一部西域的地理志书，就像史书中常见的《舆地志》《地理志》一样。他追求的是历史的简约与精准，而不是华丽的辞藻与抒发个人感受——那样带不来任何信息上的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