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我在中国访古迹,跨山越海只为看到你最古老的样子( 五 )


信息的增量,这是历史与文学之间最大的区别。历史可以使用文学笔法来讲述故事,但关键还是提供真实有效的历史信息,而文学则不然,它可以用尽各种华美繁复的辞藻来描述一件事物,但这些文辞本身抒发情感,给人增加阅读的快感与欢愉之外,并不能为故事素材本身提供更多的增量。游记一旦使用历史的笔法,就会尽可能地将文学色彩或是作为渣滓剔除出去,或者高度浓缩提炼,只留下最精准的一两个字的描述。游记越是偏向文的一方,就越是辞藻华丽,踵事增华;越是偏向史的一方,就越是不加点染,精炼提纯。
那么,什么样的游记适合用文的方法,什么样的游记又适合用史的方法呢?对短途旅行的作者来说,他要状写山川秀美,河海泱泱,他完全不需要穷究历史,只要用四五百字的华丽辞藻撑起这个短篇游记就足够了。他们的旅行是无目的也无计划的,只是为了抒发身心。游记对他们来说是文辞炫技的饰品,靓丽闪耀但徒有其表。然而,对那些预先设定了目标,并且需要长途跋涉来达成这一目标的旅行者来说,他们一路上要搜集资料,记录见闻,他们要保证自己的记述真实可信,而不是虚有其名的夸夸其谈。
那些浮夸华丽的辞句就像海绵中的水分,在沙漠真实烈日的炙烤下迅速脱水,只剩下真实本身。但真实也自有其力量,特别是当这种真实以一种残酷的坦诚方式书写出来时,尤为令人感同身受。玄奘的前辈法显的《佛国记》就是这样一部真实到令人痛苦的旅行著作。法显对自己的写作目的毫不讳饰,“将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所见”,因此这部行记即使作为历史文献来读,也毫无夸大之嫌。在写到自己亲历的戈壁沙漠的环境时,他描述道:
“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这段描述极富戏剧性,但也相当直白,正因为直白,因此令人毛骨悚然。因为法显叙述的是沙河中真实的、不掺杂一丝幻想的鸦片,但其中绝望与希望之间天人交战的缠斗,却足以超越那些浮夸绚烂的文辞。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正是法显《佛国记》忠实的追随者。他也记述了可怖程度不亚于“沙河”的“大流沙”,其笔法与法显如出一辙:
“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
法显与玄奘的旅行记录,可以说是历史旅行文学的典范之作:精准、充实、真实而毫不夸张,但却因其真实而带给人感同身受的强烈震撼。
陈子昂@我在中国访古迹,跨山越海只为看到你最古老的样子
文章插图
刘拓前往巴米扬路途中拍摄的村庄,他经常会在中途停下,去拍摄那些古老的村庄与生活在那里的人。他认为这些生活在古老而艰困环境中的人,比旅游者趋之若鹜打卡的名胜古迹更值得尊敬。图片出自《阿富汗访古行记》。
这种震撼不是堆砌辞藻营造出的幻象,而是言简意赅却信息量巨大的真实的冲撞。这种真实感十足的历史旅行记录的风格,当然不会随着玄奘、法显的逝去而随之消逝。但这种文字对写作者提出的要求更高,它要求摒弃那种游山玩水式的亵玩心态,全身心地投入到观察、搜集和探访的领域之中。
古与今
念天地之悠悠
虬枝如蟹爪般的参天古木下,耸立着古老的碑碣。碑座的赑屃龟甲犹存,但碑刻的文字,却已漫漶不清。然而,这并未妨碍骑驴的旅人在它面前驻足凝望,试图从残存的文字中,读出被岁月风尘湮没的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