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猩猩|人类大脑进化的动力，来源于性竞争吗？( 三 ) 可塑性|黑猩猩|动力|马特·里德

“就像不存在智齿基因一样，也不存在攻击性基因。 ”斯蒂芬·杰·古尔德写道，暗示行为都是文化性的并不是“生物上的” 。他讲的事实是正确的，但他的引申是错误的。智齿不是文化的杰作，它们虽然的确是由基因决定的，是在青春期后期长出来的，但没有一个特定的基因会发出“长智齿”的命令。古尔德所谓“攻击性基因” ，可能是说由于某个特定基因的差异，导致两个人的攻击性也不同。但环境因素（营养、牙医）和基因不同（影响脸部的生长，身体吸收钙质的程度，牙齿的排列）都可能会导致一个人的智齿比另一人的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攻击性。
在我们的教育里，我们不自觉地接受了某种观点，认为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是对立的，并且我们必须在他们中间做出一个选择。如果我们选择环境主义，那么我们赞成普遍的人类天性就如同一张等待文化书写的白纸，人类生下来时完美无瑕并且平等。如果我们选择基因，那么就等于赞成种族和个人间的基因差异是不可逆转的，那我们就成了宿命论者和精英论者。谁不真心希望遗传学家是错的呢？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bin Fox）把这种两难情景叫作“原罪”与“人性完美论”之间的争论。
虽然心理像白纸一样的想法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John Locke）时期，但直到20世纪它才得到广泛认可。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优生主义者的愚蠢观念，一系列思想家——先是社会学家，再是人类学家，最后是心理学家——开始从不遗余力地为后天培养寻找证据转而为先天决定论举证。除非能提出别样的证据，否则人类就应该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人之天性塑造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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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
社会学之父埃米尔·涂尔干（Emil Durkheim）在1895年提出了他的论断：社会科学必须假定人性是供文化书写的白板。从那以后，这种观点就被固化成三个铁一般的假设：第一，任何文化间的差异，都是从文化上而非生物上获取的；第二，任何在出生时没有定型，还能继续发展的事物，都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第三，任何基因决定的特征都是不可改变的。难怪社会科学界坚持认为人类的行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不同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其出生后还会继续变化，而且相当灵活。因此，人类心智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文化性。男人认为年轻女人比老女人在性方面更有吸引力，一定是文化巧妙教导的结果，并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少女的祖先留下了更多的后代。
下面来说一说人类学。 1928年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发表《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后，人类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米德认为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因此都是后天教养的产物。她没有证明后天教养的主导地位，对经验性的证据的大量的引用以今天的标准来审视，也略显牵强，但主流人类学直到今天还认为人类的天性是白纸一张。
心理学的转变就比较缓慢。弗洛伊德相信人类具有普遍的精神属性，比如恋母情结。但他的跟随者们过分着迷于以个人儿时的经验来解释一切，结果把重点放在了早期教养上。很快心理学家就发现，成年人也有学习的潜力。这种研究方式在B.F.斯金纳（B.F.Skinner）的行为主义达到了顶峰，他主张大脑只是将因果联系起来的装置。
社会生物学遭到敌视的主要原因是，它似乎是在为偏见做辩护。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困惑。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及任何一种主义的基因理论，都与普遍存在的人性本能这一概念不一致。有的相信共性，有的相信种族或阶级的特殊性。他们从根本上是对立的。因为一牵涉基因就一定要假设基因差异的存在。为什么会这样？两个个体就不能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吗？波音747机尾上的标语取决于拥有它们的航空公司，但机尾本身都是同一个厂家用同一种金属制造的。你不会因为它们被不同的航空公司使用，就推定它们是由不同公司制造的。那为什么我们就要假设因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比如法语和英语——他们的大脑就不会被相同的基因影响呢？他们的大脑是相同基因的产物，并且拥有一个人类普遍的语言接收装置，就像人类都拥有的肾脏和波音747共有的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