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锋|评论｜彭锋：当代艺术的中国转向( 二 ) |艺术家|绘画

但是，在艺术转折的关键时刻，强调国家性或者民族性并非绝无仅有。美国在20世纪中期与欧洲争夺艺术中心的时候，批评家也经常打出美国牌。罗森伯格以“美国行动画家”为题撰写文章，格林伯格以“美国式绘画”为题撰写文章，波洛克、德库宁等抽象表现主义画家被命名为美国画家，他们创作的抽象绘画被认为是美国绘画。进入1970年代以后，出于对抽象表现的高冷和空洞的不满，年轻的欧洲画家开始重拾具象绘画，在意大利形成了超前卫运动，在德国形成了新表现运动，从而将“意大利超前卫”和“德国新表现”载入20世纪艺术的史册。随后，更年轻的一代艺术家在英国崛起，他们以“英国青年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为旗号获得巨大成功。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艺术史上比比皆是。那些批评我们打国家概念牌的人，他们自己的艺术就是在国家概念的庇护下走向世界的。政治领域中的双重标准，在艺术领域也屡见不鲜。
在当代艺术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之前，换句话说在当代艺术没有被赋予某种价值、没有被确定为某种类型之前，以国家为名来谈论当代艺术的现象就更加普遍了。例如，以“当代意大利艺术”“当代美国艺术”“当代瑞士艺术”“当代比利时艺术”“当代日本艺术”等为题的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屡见不鲜。没有人会惧怕以国家为名来谈论艺术，将艺术与国家联系起来是特别常见的现象。因为任何一种艺术，都不可避免会受到它所在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借用贡布里希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的习得知识。没有艺术家能够摆脱这种习得的知识。这种意义上的习得知识不是艺术家选择的结果，而是纯粹被给予的，因为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一个人在能够自我反思、自我选择之前，已经作为人在世界上存在了，已经承载了各种习得知识。即使有艺术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或者领受了神秘的“天启” ，自觉或不自觉地摆脱了习得因素的影响，但是这里所谓的“摆脱”也只是表面的、局部的。尽管这种影响在经受压力之后可能会退出意识领域，但它还会蛰伏在潜意识中，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本能。艺术又是一个特别推崇创造性的领域，创造力的源泉之一就潜伏在我们的本能之中。自从民族国家确立以来，国家概念既是政治概念，也是文化概念。当代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会受到国家概念的影响。尽管为了追求更大的创造力，艺术家们会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借鉴一切优秀的艺术因素，但是作为文化基因和本能的习得因素仍然无法抹去。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习得因素，世界艺术和人类文明才会如此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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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与创造的张力
艺术不可避免受到习得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会让艺术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另一方面会将艺术导向多样性的景观。从大的格局来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共同组成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景观，艺术在其中只是起到了部分作用。从小的语境来看，艺术家充满想象力的创造，有可能导致局部文化的突变。因此，艺术创造与文化习得，在某种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正是这种矛盾形成的张力，推动了世界文化的演进。如果说文化习得造成了共时的文化多样性，那么艺术创造则有助于历时的文化多样性的形成。
艺术对创造性的推崇，导致艺术变得难以定义。韦兹在考察各种关于艺术的定义之后，得出结论说艺术是一个家族相似概念，关于它的定义是不可能的。韦兹说：“正是艺术那扩张的、富有冒险精神的特征，它那永远存在的变化和新异的创造，使得确保任何一套定义特性都是不可能的。 ”在韦兹看来，对创造的追求，使得艺术成为一个在本质上开放和易变的概念，一个以它的原创、新奇和革新而自豪的领域。即使我们能够发现一套涵盖所有艺术作品的定义的条件，也不能保证未来艺术将服从这种限制；事实上完全有理由认为，艺术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亵渎这种限制。艺术创造导致的历时多样性，在当代艺术中变得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