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李泽厚生前最后访谈，他向读者说：谢谢！(15) |卫毅|杨斌|李泽厚|哲学|博尔德

马克思说科技生产力是向外走，讲生产关系，讲阶级斗争，讲改变社会。我是向内走，我认为科技生产力产生了理性，使人的心理不同于动物。人的理性不是天赐的，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使用工具产生了理性。我反对先验理性。我问人生下来什么时候有理性，没有人能回答我。 “实用理性”的确是我创出的词，以前没有的。就像“乐感文化” ，也是我创的，以前没有的。这就叫“制造概念，提供视角” ，开始有人痛斥，现在好像好些人也在用了。
人物周刊：疫情中，许多哲学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哲学家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或思考什么是合适的？
李泽厚：多年前我就讲过，上面也讲过，理论家应该和实践家分开，哲学家、思想家应该和革命家、政治家分开，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革命家、政治家是社会变化的直接实践者、指导者，他们所需要的支配、影响群众的热情，和理论家的热情，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也不会一样。所以，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与革命家、政治家、各种集团的领袖们，应该作出明确分工。理论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而革命家、政治家、领袖们则要求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后者要根据当下的现实形势、利害关系、策略考虑来作出决定，采取行动，这就会对理论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容许一种。理论家们却可以不计当前利害，从较长远的宏观视角来把握、思索和争辩。当然理论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也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各种情况，我现在是一种“理想型”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去哲学只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哲学视角是深刻的。但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引领实践这一改变，却完全可以由不同的人来承担。理论是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争辩的，革命或政治决定则即便激烈争辩也必须尽快确定方案，鼓励执行。
对于疫情也是这样，不能要求哲学家对疫情发表一贯正确的意见，这很难。即使是正确的，执政者也不一定能够按照这个去做。行政的措施，行政的策略，跟理论是不同的。执政者有做对的时候，但不意味着永远对啊。一个哲学家的理论，运用到政治上也好，经济上也好，不一定就适合，有可能走样，有可能应用不了。哲学家对疫情可以有各种判断，各种理论都可以啊，不一定哪个就是对的。
人物周刊：说到哲学和历史问题，您好多年前就说过，历史哲学的最高命题是偶然与必然的问题。
李泽厚：我50年代就这么认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我今年发表的《历史、伦理与形而上学》（《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就讲了这个问题。我讲历史有三个性质：第一是具体性。历史一定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各种条件之下的事情。这是历史最重要的性质；第二是历史有积累性。这点大家注意得不多。从人类历史来讲，是进步的，我对整个人类历史不是悲观的。人类是靠工具吃饭。工具就是科技。疫情以后，科技还是会发展，这是阻挡不住的。我非常赞同史蒂芬·平克的说法，后现代是错误的，福柯、德里达是错误的。历史有积累性，内在的积累便是心理的日益复杂、丰富和多样，即“积淀” ，不必悲观；第三是历史的偶然性。比如说，恐怖分子使用原子弹或制造病毒，那人类便可以死光，很有可能的。以前冷热武器时代都不可能，现在却可能，所以说哲学要研究人类命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