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李泽厚生前最后访谈，他向读者说：谢谢！(12) |卫毅|杨斌|李泽厚|哲学|博尔德

李泽厚：我的确没想过。我读书读得比较广泛。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早上看柏拉图，下午看别林斯基，早上看的是哲学，下午看的是文学。学哲学可能看得比较高，要总揽全局，但考虑的问题很多都太空。如果书读得太少，就只知道玩弄一些概念。搞历史的呢，是狭而深，就盯着那个领域，别的学问都不感兴趣，也认为那些没价值，必须有足够多的史料，才是真学问，所以也很难干出非常重要的原创。学文学的看得比较杂博，比较广，但都比较肤浅。我很多年前就跟学生讲过，你要高、要深、要博，你才会有原创力。自然科学家不一定如此，人文领域似有此前提。
原创力从哪里来呢，想象力当然重要，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康德讲判断力很多是没法教的。自然科学家的原创力也是来自独特的选择和判断，艺术家的理性判断力不一定要高，但是感性的原创领悟要很强。
原创力一方面靠你先天的领悟能力，一方面后天有一些范例可以学习， 80年代我就讲过“支援意识”问题。康德两百年前的书现在还很耐读，那是了不起的，康德便极其博学，又有极强大的判断力，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回答，这样的一些人物就值得学习。这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可以教，智慧就不能。一些大师都没有什么老师，爱因斯坦有什么老师啊。我觉得当前文坛、学界似乎一方面缺乏原创性，大多是搬来西方学院话语套在中国问题上；另一方面则仍然是红卫兵式的“不破不立” ，对前人和同辈的成果成就不屑一顾或吹毛求疵一概骂倒，只喜欢找同行的毛病、错误，而不看重他们的优长与贡献，这也是中国传统的老毛病。曹丕就说过，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元稹、白居易通信中说“韦苏州”（韦应物）诗生前没人看得上，死后却被人高扬等等，可见一斑。自己老摆出一副创造脸却并无创造，如鲁迅当年嘲笑过的“创造社”一样。
人物周刊：有一段时间，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国内很火，您曾经用了很大篇幅的文字来回应桑德尔，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
李泽厚：当时他在中国太受欢迎了，在北京、上海讲演，几进几出，很多人推崇吹捧他，很少有学者提出质疑的。比如说，某个地方受灾了，他当场问一大群学生，要不要涨价？你是道德原则还是市场原则？要学生举牌作“是”（yes）“否”（no）的回应。他主张道德原则，都不应该涨价。这本身就是误导嘛。即使是受灾，受灾地区也不同啊，居民的富裕情况也不一样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讲得很多，就是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决定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你不能说统统都是道德原则，统统都要减税，那不对。有的地方可以减，有的地方可以不减。你不能用一个先验的概念来统一一切。我那本书就是反对这种理性至上的黑白分明的一统思想，亦即与先验理性有关，所以那本书既是反对桑德尔，也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主要倒是谈自己的伦理学。
人物周刊：这些年， “致良知”这个话题说得也很多，您又是怎么看？
李泽厚：我在最近那篇文章里面，后来在原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多，有一页专门谈这个问题，包括《伦理学新说述要》，也提了“致良知”是什么意思。因为中国没有上帝的信仰，企业家们的钱赚足了，子孙都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了，那还有什么寄托呢，就想找一些东西来修身养性，就搞出了“致良知” ，但这实际上根本不是王阳明那个意思。王阳明的意思是把道德变为一种直觉，恰恰是要经过刻苦的锻炼，不是像信佛或者信什么东西。他们是找一个东西信吧。信什么，信良知。良知哪里来的呢，是天给的，中国的天是含含混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