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热爱“近处的人”还是想象“远方的人”？( 二 ) 苦役|卡拉马佐夫|信仰|经历|苦

但好景不长，随后发表的《双重人格》，却遭到评论界的不解和诟病。作家因此陷入到人生低谷，经历了创作危机，并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是彼得堡的监禁解救了他，让他认识到，生命并没有随着外在事件的变故和他遭遇的荣辱而丧失，反倒是让他看到了真实的生活，并走出此前所迷恋的种种理论学说。在给哥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哥哥，我不忧伤，也不灰心。生命是恩赐，生活就是幸福，每一分钟都可以成为幸福的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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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电影《双重人格》（The Double 2013）剧照。
西伯利亚近十年的监禁和流放，成为作家人生的转折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满怀激情地写道：“你怎么知道，也许，在高处，就是至高之处认为，我需要经历苦役才能了解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非如此便无法生活。从这点来说，苦役是有价值的。 ”苦役有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和磨难，如作家所言：“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无尽的痛苦，因为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灵魂上。 ”但苦役也为作家打开了更加广阔的人生。在与囚犯朝夕相处中，他对人性的复杂有了第一手的认识，得到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这里有深刻、坚强而美好的人物，在粗糙的地壳下找到金子是多么可贵。 ”这些观察被作家写入到1861年发表的《死屋手记》中。
监禁期间，作家始终阅读的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送给他的新约圣经。这本圣经也伴随了作家一生，对信仰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也成为此后创作中的核心问题。监禁和苦役中，作家回忆起自己童年所接受的东正教信仰，并反思自己对激进思想的迷恋。在短篇随笔《农夫马列伊》中，作家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粗鄙的外表下，人民身上保持着信仰带来的爱。在这种爱的反衬下，人文主义者所高呼的“自由、平等、博爱” ，因其否定传统信仰、无限肯定自我而显得苍白造作。
在《作家日记》和给友人的书信中作家多次谈到自己当初“走迷了路”：“你们怎么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不会成为涅恰耶夫斯基分子呢？……我也许永远都不会是涅恰耶夫，但不敢说，年轻时……我不会成为涅恰耶夫分子。 ”作家以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等形式，或间接或直接地表达自己的信仰，展现信仰之途上遇到的困惑，其文学思考也更加深入成熟。
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译本（曹缦西译，译林出版社， 2021年10月）。
1864年，作家经历的人生磨难，成为他创作中又一个重要阶段。这一年，作家完成了《地下室手记》，揭示了个体之人的存在状态：在层层剥离外在的身份后，人内心深处的本质——自由意志——呈现出来，这是作家竭力捍卫的。然而，作家也同样揭示出自由之人所要面对的人性问题，那种对他人、对自己都难以面对的骇人情形：高尚背后隐藏着恶毒和卑鄙。这种存在处境的危机，让人不能再为自己感到骄傲，不得不为自身情形进行忏悔。
同年，作家先后失去了在其生活和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两位亲人——妻子和哥哥。在沉重的精神打击下，作家对爱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的妻子玛丽亚在长久害病后死去，他写下了著名的篇章：“玛莎躺在停床上，我和她还能再见面吗？”
文章中，作家从自身的经历中认识到人的局限。人凭着天然本性，无法实现“爱人如己” ，即使是为最爱的人，都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人存在之双重悖论在“爱”中令人痛心地显明了。爱是人最高生活意志的体现，但人的“己”横亘其中，使爱难以实现，这也成为人之存在最大的痛苦。 “欲望”与“爱”相悖而存的主题被作家反复书写，并在此后《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温顺的女人》等诸多作品中得到深刻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