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热爱“近处的人”还是想象“远方的人”？( 四 ) 苦役|卡拉马佐夫|信仰|经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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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电影《一件糟心的事》（Скверный анекдот 1967）剧照。
作家对参与恐怖谋杀之人精神世界富有警示性的洞察在于：群氓中人的善良品质会发生扭曲，人会沦落到理性丧失的地步。发疯成为诸多迷恋虚无主义者的结局：疯癫直接来自对神圣事物的践踏，对精神价值和对人性的诋毁，来自人以低级的价值代替更高精神价值的僭越。对于内心盲目而误入虚无的人，蒙羞受辱是他们难逃的厄运。然而，作家并没有将笔墨停留在审判上，而是给出了信仰的关怀和宽恕的温暖。这在小说中是以人精神复苏的故事展开的。
深谙灵魂奥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洞见到，人更深的盲目在于内心的悖逆顽根，以离经叛道、颠覆世界秩序为张扬自我的途径，追求感性自由，却陷入心灵的奴役。这种极度的叛逆对孩童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当十三岁的柯里亚高谈自己的政治信念时，不仅表现出他的无知，也暗示了他将要面临的困境：为自己所不理解的时髦理论付出代价。孩童的无知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当时各种思潮的传声筒，将自己的头脑变成他人思想的跑马场。作家没有因孩童世界的盲目和局限而否认其神性的存在，这指向人性中的善良、公正和单纯，尤其体现在孩童身上，因为他们尚未被成人世界的世故偏见所吞没。如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所言：“要爱孩子，因为他们是无罪的，如同天使一样让人感动，使人因他们而变得单纯。他们的存在好像是对我们的警示。 ”孩童盲目而天真的双重性，成为人类社会的深层隐喻，对此问题的揭示成为作家对人类命运的又一种关注方式。
丧子之痛与苦难的超越
作家所经历的人生痛苦中，有一种是无可安慰的丧子之痛。 1868年，作家初次体验到为人父母的快乐，这仿佛是对他此前艰辛生活的补偿，他忘我地爱着这个孩子。然而，刚刚三个月的小女儿索尼娅就夭折了，这给作家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困惑：

“索尼娅在哪里？这个小人儿在哪里，我敢说我将为她承受十字架的痛苦，只要她还活着。 ”

这种痛不欲生的感受让他思考孩童的存在与世界和谐的问题：任何“人间天堂”都无法抚慰一个失去婴孩的父亲的心，人的灵魂比整个宇宙都要珍贵，任何“世界和谐”都无法弥补一个生命的损失，哪怕是最小的人。这刚好是作家写作《白痴》进入到后期的时刻，这让作家对死亡与复活问题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这与写入《白痴》中小汉斯·霍尔拜因的《死亡的基督》的画像遥相呼应，在这部小说的悲剧性尾声中加入复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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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译本（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 2021年5月）。
1878年5月，在作家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期间，他三岁的小儿子阿廖沙病死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生的狂风暴雨后再次经历的悲痛。作家对小阿廖沙怀着近乎绝望的爱，仿佛预感到了他的夭折。这次痛苦更深地撕扯作家的内心，也把他对人类苦难的体验带到更广的境地，经历更高的超越。此后，他与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到修道院拜访东正教长老，在东正教长老的帮助下得到从信仰而来的安慰，这被写入到《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信仰的村妇”一章，爱和痛苦的深切体验在这里拥有了更加普遍的全人类的特征。也让这部小说有更加鼓舞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