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热爱“近处的人”还是想象“远方的人”？( 三 ) 苦役|卡拉马佐夫|信仰|经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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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电影《卡拉马佐夫兄弟》（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1969）剧照。
后期创作中，作家严格区分“幻想的爱”与“实践的爱 ” 。前者指向人道主义空洞理论所谈的虚幻的爱，实则是对自己的爱；后者指向信仰感召下对人奉献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没有对永恒价值的信仰，真正的爱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人真正的爱，并非局限于感性，而是从人的心灵深处尊重他人的人格，爱他全部的存在。仅仅停留在感性范畴会导致欲望，遏制对他人人格、自由意志的理解和尊重。而追求心灵成长的代价是痛苦的，因为它要求人不断与自己争斗，超越自我中心的局限。非如此，人就将沿袭天然的惯性，在自我中滑向堕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几乎没有静态完美的人，所有人都带有原罪，都要经历内心的挣扎：经由盲目、迷失和苦难而达到心灵成熟。只有这样，人才能够宽容忍耐地对待他人的缺点，在实际生活中爱“近处的人” ，而不是在想象中爱“远方的人” 。
对人心盲目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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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电影《罪与罚》（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1970）剧照。
作家前期的生活虽然饱经忧患，但后期却得到了让无数作家羡慕的家庭生活。 1866年，年轻的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走进作家的生活，成为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得力助手。是作家发表于1865年的《罪与罚》，让安娜对作家有了深入的理解和仰慕。她不仅使作家还清了此前的债务，还帮助作家摆脱了赌博的挟制。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很长一段时间迷恋赌博，并将这种体验写入了中篇小说《赌徒》。赌博中，作家经历了难以抗拒的诱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虚幻和“自我实现”：一面是获得成功、瞬间发财的诱惑，一面是强烈的虚幻感——仿佛对整个世界都胜券在握。他写下了自己屈从于欲望的挣扎：“我痛恨赌博，但却不能战胜它。 ”是妻子安娜由信仰而来的忍耐和宽恕，使作家获得了精神援助，最终摆脱了嗜赌的捆绑。这使作家对人性弱点，对罪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后期的作品中，作家不断呼吁人们关心罪人，关爱那些深陷迷惑的人。如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的拳拳之语：“弟兄们，不要害怕人的罪，要爱那些尚在罪中的人，因为这接近上帝的爱，是地上最崇高的爱。 ”
1871-1872年写成的《群魔》，源于现实中的政治谋杀事件，这让作家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参与政治激进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时的情形。个体的经验在这里再次成为创作动机，更加恢宏、更加深刻地与时代命运相契合。
如果说，此前的小说《罪与罚》描写了作家对个人犯罪的观察，《群魔》则展现了群体的犯罪。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受到虚假的社会正义论蛊惑，以杀富济贫的暴力方式重塑社会正义，实则是要证明自己是“敢于拾起权力”、“不成为他人材料”的非凡之人。《群魔》则向我们展现了虚无主义进入人的精神世界后，人的精神等级秩序发生颠倒和错位的情形——以爱为核心的精神序列被盲目、傲慢和僭越所取代。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地追求僭越，以颠覆现有的秩序，满足虚妄的想象。 “以无限的自由开始，却以无限的专制告终。 ”这些虚无主义者们，或者头脑简单地附和社会上种种思潮理论，或者出于利益打算，或者摄于恐怖情绪而成为杀人机器，都被盲目所驱动，丧失独立的人格，泯灭良心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