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清华：本来我选择这四个城市进行比较是缘于资料的可获得性，但在比较中却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这几个城市正好是处在晚清中国城市的四个等级中，北京（京师）是都城，杭州是省城，宁波是府城，上海是县城，上海处于城市行政等级的最末尾（当然，道台衙门也驻上海县城内）。但是，开埠以后，上海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超过广州成为外贸中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是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上海民间慈善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不仅自身建立了众多慈善组织，而且许多全国性慈善组织的总部或基地都在上海，中外合办的各种慈善组织也主要以上海为基地；在各地发生灾害需要救济时，上海又成为各种募资机构活动的中心，被时人称之为“慈善之都”。
上海成为“慈善之都”，相较于其他几个城市来说，我觉得有几点原因很重要。首先，当然是经济发达，财富集中。许多人赤手空拳闯荡上海滩，抓住机会迅速发家致富，积累起巨大的财富，为慈善事业的开展提供了可能性；更多的人虽然可能没有积累大量财富，但也愿意为慈善事业捐款，集腋成裘，同样可以为慈善事业提供大量资金。
其次，上海城市管理上的特殊性。近代上海“一市两制三方四区”的行政格局，导致没有全市性的市政管理机构，这为民间组织的活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尤其在1927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成立以前，即使是上海华界的管理也比较松散，许多事情只能由民间社团去处理或者无人过问。在近代上海，政府管理的相对宽松甚至缺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社团的广泛兴起。
再次，上海开埠以后，各种慈善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十分活跃，中国传统儒释道的慈善思想、外来各种宗教慈善思想以及西方社会福利和公益思想等都纷纷传入上海，这也为上海各类慈善组织的广泛兴建提供了思想资源。这些因素，要么是上海独有的，要么是上海特别突出的，其他几个城市的慈善事业在近代也有发展，但都不具有上海这么大的优势。我觉得这是近代上海能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我觉得对我们当下来说至少有这么几点启发。第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不会消灭慈善事业，反而会开拓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空间。因此，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发达，慈善事业应该从简单的“救生助葬”向提供更好的生命体验服务转变，向更好地提升生命质量拓展。
其次，无规矩不成方圆，但过于严格和繁琐的管理也会影响民间慈善组织的设立和运转。政府需要对慈善组织进行引导和管理，但管理不能通过设置大量严苛的规章制度，给热心慈善者添加太多额外的负担，让他们不胜其烦，否则将会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就曾引发慈善界的抵触，其管理政策出台后，新建慈善组织的数量就大为下降。
再次，稳定的资金来源是维持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近代上海大型慈善组织既拥有庞大的田产，用来出租招佃，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同时在都市化发展中，郊区变市区，田产变地产、房产，租金收益日增，并逐渐成为主要来源；另外，各种新式理财工具也为慈善组织提供了可观的金融收入，这些稳定而来源多样化的收益，保证了慈善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当下慈善组织需要更多借助现代都市化发展的东风，更好地利用各种新式理财工具，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采访 | 徐悦东
编辑 | 张进 李阳
【 阮清华#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如何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发育？｜专访阮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