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清华#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如何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发育？

由此可见，这张慈善之网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这毫无疑问是近代上海民间社会力量茁壮成长的标志性事例。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这样的慈善之网并非总是能够持续不断地发展和扩张，如果缺乏让民间力量发挥作用的社会空间，这张网是很容易被撕破的。随着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不断加强对民间社团组织的管控，民间兴办慈善组织的兴趣即大为降低，再加上战争的影响，到民国后期，上海慈善之网已经支离破碎，实际上这也可以看成上海民间力量分崩离析的例证。
慈善组织在地方自治中的作用，一直是上海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近代上海最大的慈善组织——同仁辅元堂，是地方自治之起点。我认为，咱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先弄清楚什么是地方自治？如果只是从“地方之人办地方之事”的定义出发，慈善组织无疑办理了地方之事，可以作为讨论自治的事例。
但是如果从地方自治要争取和分享国家权力的角度而言，我没有发现上海慈善组织通过慈善活动或者是其他事情去分权、夺权的史实。更多的材料显示，上海慈善组织的确在基本的市政建设和维护方面曾经发挥过作用，尤其在清末国家推行地方自治前后。同仁辅元堂作为上海最主要的慈善团体，其原先举办的诸多善举就被划入地方自治的范畴；而且由于同仁辅元堂的房屋建筑和地理位置足以为自治机构提供办公场所，所以成为了地方自治的活动中心。但无论是参与地方自治活动的人员，还是自治活动的内容，都远远超出慈善界和慈善活动，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更高的目标追求。因此，我觉得善会善堂和慈善界人士在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中多有参与，但也不宜过于拔高其地位。
新京报：你的研究反驳了有关清末江南慈善组织“小社区化”的发展方向，认为其开启了新方向，反而超越地域观念的束缚，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庚子之变”中，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得到了联合和团结，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还发动了媒体的支援，声势浩大。为何当时上海的慈善机构能够积极地超越地域限制？这是否是今天我们常说的“一方有难多方支援”这种跨地域的民间救助行动的一个起点？
阮清华：近代上海也有一些小社区慈善组织，但我认为不是慈善组织发展的主流。反而是很多慈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或者通过各种方式与其他慈善组织建立起紧密关系，形成一个个巨大的慈善群团，甚至可以叫慈善集团，他们在近现代上海都市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重要慈善活动的支柱性力量，并最终为上海慈善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上海慈善机构超越地域限制，开展跨界救助活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实际上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天平天国运动时期，同仁辅元堂就曾救济了许多南下的外地难民；“丁戊奇荒”（1877-1878年）时期，上海慈善组织与江南义赈诸公共同参与了广泛的华北旱灾救济。此后，各地大规模自然灾害发生后，无不向上海慈善界求助。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上海慈善界的跨地救援是有一次突破。这次的突破表现在首次采用红十字会模式，并得到各地官绅支持，同时还充分利用了报纸等新兴传媒的力量，因而具有尤为突出的意义。

文章插图
清末饥荒，膘肥脑胖的赈灾官员对瘦若枯柴的灾民不屑一顾。民间慈善机构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救灾济困的生力军。
虽然我不认为“庚子救援”是跨地域救援的起点，但这次救援活动所创立的这种模式，的确为此后中国慈善事业所继承和发展。无论是此后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还是现代传播媒介在救灾募捐中的巨大作用，甚至其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都在此次救援中初露端倪或开始形成。

阮清华#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如何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发育？｜专访阮清华(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