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清华#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如何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发育？

阮清华：我的确认为民族主义在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这种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华人精英要去与外国人“争什么”，而是表现在他们要“表达什么”。租界建立后，外国人先后建立了一些慈善组织，包括教会慈善组织、救世军、童子军、乞丐收容所等；华人精英随着租界扩展而相应地建立了更多的慈善组织，二者都面向普通华人弱势群体，都是做公益慈善，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争夺什么的问题。老城厢慈善组织在租界创办分支机构，或者华人在租界新建慈善组织，既有基于租界扩张后缺少民间慈善组织的现实需要，更基于他们认识到华人若不积极行动起来救助同胞，只会让更多外人耻笑，或被外人指指点点。
即使是在中外合办的各类慈善组织中，华人依然会特别强调要积极参与，以免落后于人而遭人笑话。如王一亭就多次在上海华洋义赈会筹款动员会上呼吁华籍会员积极募捐，“万一寒俭孤陋，暗淡无光，将何以顾国体而谢外人？”直接将慈善募捐上升到“顾国体”的高度，可见华人精英们在从事慈善活动时，心底确实多攒着一股劲，要表达华人在上海租界慈善事业中的民族精神，要体现华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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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亭与夫人曹氏像。王一亭，清末民国时期上海著名书画家、实业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宗教界名士。
西方对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近代化的影响，我想可以分为几个方面。首先体现在慈善理念方面，由单纯的以救助、养育、维持基本生存为主，向教养兼施转变，即在养的同时更强调根据受济者的年龄、智力、身体等方面的情况而酌情教授不同的技艺，俾其通过技艺自行改善处境，或在学会一技之长后能自谋生路。
其次是在善会善堂的管理体制方面，董事会制、委员会制被普遍采用，通过投票的方式来选举主事者，改变了此前由主要创办者及其后人垄断善堂管理的做法。再次，在选择受助对象的时候，不再排斥那些有道德污点的弱势者。如我在《上海游民改造》一书中曾经提到过，“近代以来，游民问题在性质上几经变换，从道德、伦理问题变成社会、经济问题，再变成政治问题，最后成为一个集政治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与司法问题于一身的复杂难题，但不再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传统的善会善堂拒绝救助那些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但到近代上海，因为游民成为都市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而受到了慈善机构的关注，甚至成为重点收容教养的对象。这一转变也与西方济贫法对游民的规定有契合之处。
慈善之网的力量是近代上海民间社会变迁的晴雨表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中，除了简单地救助弱者、安葬死者之外，许多慈善机构还参与了许多有市政建设性质的项目，有人认为这是地方自治的起点，比如当时的慈善机构还设有像救火会、医院等可能本该由城市政府主导的公共性服务机构。在辛亥革命后，慈善事业成为了地方自治的主要内容之一。你觉得慈善组织在当时上海的城市化和民间社会的成长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可以看成上海民间社会成长的例证吗？在当时的地方自治中，慈善机构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阮清华：近代上海善会善堂组织有一个明显由小到大，由孤立到联合，由个体到群体的发展过程，我在书中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论述和讨论这个问题。归结到一点，我认为近代上海善会善堂组织起来了一张覆盖全市、影响遍及周边，甚至波及海外的慈善网络。从19世纪晚期以来，在历次大规模的灾难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上海慈善组织的身影；甚至在日本关东大地震、美国水灾救济中，也有上海慈善组织在发挥作用。

阮清华#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如何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发育？｜专访阮清华(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