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冯唐：我为什么要重新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 六 ) |冯唐|飞鸟集|诗歌|郑振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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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二十几岁翻译《飞鸟集》，不求押韵，但是基本没有翻译错误，平顺中正。
我们这一辈、我们上一辈、我们下一辈，二十几岁的时候，都干什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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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飞鸟集》第二百一十九首的时候，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觉得郑振铎的翻译出现了明显问题。
原文：Men are cruel, but Man is kind 。郑译：独夫们是凶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
感到两个问题。第一是， Men为什么译为独夫们（又，既然独夫，何来“们”）？Man为什么译为人民？第二是，即使词没译错，总体意思出现了常识问题。独夫的确残暴，但是独夫统治下的人民从来就不是善良的，如果不是大部分不善良，也一定不是大部分善良。否则，独夫的力量从哪里来？纳粹在欧洲，日本兵在南京，红卫兵在文革，大部分都不是善良的。这些成群结队的“人民” ，灭绝人性时，没体现出任何善良，而且在过程中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我的体会，这首诗揭示的是众人和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异。个体的人性中，有善、有恶、有神圣，单一个体容易平衡，很难呈现大恶，即使出现，也会被其他人迅速扑灭，不会造成大害。而聚合成组织，个体的恶有可能被集中放大、被管理者利用，形成大恶。一旦集体意志形成，机器开动，个体无助，或被机器消灭，或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去消灭他人。从这个角度观照， Men指某些人的聚合，指团队、政党、政权等等， Man指人性，你、我、他、她，每个个体展现的人性。
翻译的时候，我想了很久，简单的翻法是：众人是残酷的，人性是善良的。
但是最后译成：庸众是残酷的，每个人是善良的。
只有庸众而不是普通群众才是残酷的，庸众的特征是唯利是从、唯权是从、唯捷径是从、唯成功是从，无论什么样的当权者，只要是当权者说的，都是对的，无论是非曲折，只要有人倒霉，特别是似乎过得比自己好的人倒霉，就会叫好。人性本善，不错，但是这首诗强调的是个体，重点不在善，翻译成每个人更警世。而且，每个人加在一起就是人类，每个人都有的，就是人性。
翻完，想起在二战的德国、红色高棉的柬埔寨、文革的中国，庸众的所作所为，愣了很久，发了个微博：“翻译《飞鸟集》第219首：‘Men are cruel, but Man is kind’／‘庸众是残酷的，每个人是善良的’……简单一句话，想了很久。 ”
此微博，评论超四百个，转发近一千五百次，阅读一百五十万次。有指点的、有挖苦的、有显摆学问的、有手痒自己重翻的，好久没看到众人对一句英文这么认真了，真好。
大学英文系教授朱绩崧（文冤阁大学士）数条微博和微信赐教：
“拙译：恶者虽众，人性本善。用‘众’和‘人’分别对应Men和Man 。 ”
“语言的本质是分类系统，不同的语言就是不同的分类系统。跨语种的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本来就是在不同的分类系统之间做出的近似匹配，严丝密缝的吻合是奇迹，可遇不可求。所以，翻译的常态只能是妥协，绝不是完美。 ”
我回：“感谢指点。翻译原则不一定只有一套，信达雅在具体位置上如何平衡，译者有一定自主权。人生事贵快意，何况译诗。诗意不只是在翻译中失去的，诗意也可以是在翻译增加的，仿佛酒倒进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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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原版出现了一个排版错误，第二百六十三首和第九十八首完全重复，郑译本已经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