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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辑考》中有考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之前的储润书致黄易一札（9－5），其中提及：“《国山碑》须俟弟旋里时入山访拓，方得善本，俟诸他日，决不食言也。 ”又可知在向吴骞、唐仲冕求得《国山碑》拓本之前，黄易已托宜兴籍的储氏访拓该碑，不知前述黄易致吴骞札（160－1）中提及的“弟所有《国山碑》拓手未精，且非全璧”者，是否即来自储氏？而不管如何，黄易为获此碑精拓全本，不断孜孜以求之情状及其他种种，似皆可由《辑考》所收相关各札中，得见一斑。
其实，黄易对一些碑版拓本的留意访求乃至获取，往往会早于如今一般常见的记载和那些目前尚存的传本，如关于其收藏唐代名碑《麓山寺碑》及碑阴拓本一事，有《岱岩访古日记》所记嘉庆二年（1797）二月初五日， “秬香赠余李北海《麓山寺碑》旧拓本， ‘黄仙鹤’等字尚在，后有米元章题名，亦作北海体，精妙可爱” 。又有《嵩洛访碑日记》及《嵩洛访碑图》册内《小石山房图》题记所记嘉庆元年（1796）九月二十八日， “虚谷见赠《岳麓寺》碑额、碑阴” ， “（虚谷）赠余龙门造像百余，李北海《麓山寺》碑阴、碑额”等，皆黄氏自记；而上海图书馆藏何绍基旧物《麓山寺碑并阴》内，有何氏咸丰壬子（二年， 1852）一跋，也忆及“余于庚子秋舟泊济宁，曾于郭氏购得黄小松所藏宋拓《麓山寺碑》并阴，有小松及覃谿、瘦铜诸题记甚精。隔宿乃为人中途夺去，意甚悔惜” 。何氏所云庚子，即道光二十年（1840）。凡此，均属稍事翻检即可得者。然《辑考》中又有方维祺致黄易一札（98－1），谓有“北海碑及湘莲二桶” ，赠送黄易。据《辑考》撰者考订，方氏此札，当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二年（1787）间其在长沙府湘潭县令任上，而“所云北海碑，当即李邕《岳麓寺碑》，在长沙。湘莲为湘潭特产” 。读此，又知早在彼时，黄易已从方氏处获《麓山寺碑》拓本，惟不知是否附有碑阴之拓。至《辑考》中另有翁方纲致黄易一札（23－40），言及“惠赠之《岳麓》碑阴，是北海小楷最佳者”云云，据《辑考》之考说，已在嘉庆三年（1798），恰是黄易从虚谷（武亿）处获赠《麓山寺碑》碑阴、碑额诸拓后不久。
与黄易同好金石、又是好友的武亿，还曾受黄氏之托，为拓著名的“嵩山三阙” ，《辑考》中有考为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其致黄易一札（89－1），其中言及：“少室东阙铭及他阙铭字，并遵盛指拓去，阻远恐有耽阁，须示及，趁今岁犹可亲摹也。 ”同年六月一札（89－2）中，又谓：“十月间属舍弟往登封，如命拓出，续当寄去，断不敢有负雅托也。 ”《辑考》还在纠正他人误推黄易致陈灿一札（2－19）写作时间的基础上，考定黄易收到武亿寄来的“嵩山三阙”诸拓，当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而据《辑考》中考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黄易致同嗜金石的友人赵魏（晋斋）一札（17－7）所述，当时其不仅已数次收到赵氏所寄三阙之拓，且在此之前，还曾请时为河南知府的施诚帮助访拓，却遭嗤笑，以“再求无益”而告终。至秦明先生主编的《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汉魏碑刻特集》（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6月）中，所录曾经黄易鉴藏的《嵩山太室石阙铭》册、《颍川太守等题名》整张、《嵩山少室石阙铭》册、《嵩山少室东石阙题名》册、《堂谿典嵩高山请雨铭》册及整张等，则由黄氏自题各签，知其皆已是乾隆甲寅（五十九年， 1794）三月（或题仲春）间的精拓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