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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辑考》另收黄易致潘氏二札（170－2 ， 170－3），亦为两人平日以艺事鉴赏相交的难得见证。而陆恭致黄易一札（181－1），不仅同属此类，也可供对陆氏其人其事有兴趣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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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易致潘奕隽札（170－2）
此外，《辑考》所收，有札致黄易之邹蔚祖（字文若，号霞城），黄氏《嵩洛访碑日记》中曾提及其人，但谓：“新安邹大令霞城能文嗜古，亦来订交” ， “邹大令霞城遣苍头来，索书楹帖” ，皆颇简略。若得读《辑考》中邹氏致黄易之札（178－1），则于其如何先识武亿，再遇黄易，又怎样“能文嗜古”等具体情状，可能会有更稍详细的了解。又如康仪钧（少山）致黄易札（179－1）、刘肇鉴(镜古)致黄易札（199－1）等，亦皆能与《嵩洛访碑日记》中相关记述参看对读，互证互补；倘再结合《辑考》中那些多方征引、广搜博考的相关考说，也许能对这些在通常记载中只是被简单提及的人和事，又会有较多关联、更加丰富的认知，从而对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或不无裨益。
马成名先生《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6月）中，有“元拓孤本元文宗自书自刻自拓《永怀》二字卷” ，是曾经黄易鉴藏之名品。据马先生著录，此卷有黄氏题跋，其中述及来源：“吾友鲍以文宝玩多年，乾隆甲寅五月从里中寄赠，可感也。 ”“以文”为当时藏书刻书名家、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表字，其号渌饮，甲寅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卷中尚有当年黄易金石圈内诸友翁方纲、余集、冯敏昌等题跋、题诗、观款，皆在甲寅腊月前后。杨国栋先生《黄易年谱初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3月）曾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记：“是年底，先生曾将所藏《元文宗临〈晋祠铭〉卷》求翁方纲题跋，翁氏曾作《秋盦以所藏元文宗临〈晋祠铭〉‘永怀’二字墨本卷属题三首》见赠。 ”惟仅录引翁诗，未及翁跋及其他。而刘尚恒先生《鲍廷博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9月），则未载此事。其实，此卷由鲍廷博转归黄易，事关两人交往，固应当记；而更可说者，是除卷中各家相关题记能见此事大略之外，另有过程情节，似又能于《辑考》所收相关各札中，寻绎得之。因稍事排比，列其线索。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鲍廷博有札致黄易（47－2），据该札开首“令弟素庭兄南还，辱蒙云翰下颁。临风展读，如与晤言”云云，知系其得黄易来信后之回复。除寄上黄氏委购书籍之外，又谓：“《永怀》卷留于桐乡金云兄处，容即取归，附北上公车友寄览可也” ，则似答黄易欲请观此卷之语。
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黄易有札致友人陈灿（2－15），谓：“以兄康里卷子，弟欲以二十金求之，不知可否？岁内弟谋得此项，即奉商也。 ”“康里卷子” ，即指元文宗《永怀》卷，因其有元代书法名家康里夒夒（子山）至顺二年（1331）、至顺三年（1332）小楷题记二则，故借以代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鲍廷博于其致黄易札（47－3）中告知：“弟濒年颠沛，去冬更被郁攸之灾，生事益落。所幸文史半存，聊自宽慰……元文宗《永怀》卷偶逃劫火，若有天相，明春萼岩北上，附邮奉赠，以表区区。比因匆遽到省，不在行箧中耳。 ”“萼岩”即鲍、黄二人共同之友桐乡金德舆，《辑考》收其致黄易札共六件，其中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三日一札（91－1），以“渌饮近况窘甚，欲远游而未果，惟所刊丛书已有十二集”等，奉告黄易。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二十八日一札（91－4），又曰：“绿饮兄近况亦甚落寞，来示当转致之。但伊惮于远涉，恐无益耳。 ”据《辑考》撰者考说，黄易曾邀鲍廷博北上，而鲍氏最终未往。可知其于鲍氏生活处境，多有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