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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九年（1794）五月，鲍廷博致黄易札（47－4）：“二西南旋，蒙惠手书，兼分清俸，高情厚意，感何如之。顷来省城，复于二西札中见九兄为弟区画一切，情词真挚，尤令人感激无地也，谢谢。兹届九兄五十荣诞，谨以旧藏《永怀》小卷并叶石君钞书五册，敬代春酒一卮，幸一哂存之。 ”“二西”为陈灿之字， “兼分清俸”当指黄易为得《永怀》卷所付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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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廷博致黄易札（47－4）
乾隆六十年（1795）二月，翁方纲致黄易一札（23－37）中，则已告知：“兹先将所题元文宗卷奉上，余容再觅便续致上也。 ”
由上可知，鲍廷博所藏孤本元文宗《永怀》卷之归黄易，名为赠予，实际很可能是鲍氏窘困之下，意欲出让，而黄氏则通过友人居间，最终以酬谢馈赠的形式，有偿获取。
此事之外，《辑考》所收鲍廷博致黄易诸札中，犹有可供研究两人交游行事等采撷者，如据《辑考》订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一札（47－1）中所述，知鲍廷博亦曾奉命刊印朝廷颁下的武英殿聚珍版图书，还应黄易委购书籍之托，奉赠自家藏版所印，并代觅其他所求各书等等。至前引乾隆五十七年（1792）鲍氏札中自述其家被火受灾、藏书损失至半等等，似又可与前揭《鲍廷博年谱长编》中所引清赵怀玉《炙砚琐谈序》、严元照《铁网珊瑚跋》等他人之记，互相参阅。
《辑考》中还有一些或许尚可资相关研究参考的记述，虽多近琐细，但因不见他处，故亦颇难得。如《辑考》所收朱锡庚致黄易之札（121－1）中曰：
昨兰泉先生谈及足下宋拓五种所得之奇，言之娓娓，始知神物必有所归，必归于足下，始为得其所归。然得之既难，守之尤难。家藏华岳之碑，先大夫手泽如新，他日当与足下斯宝合藏名山，图以千古不磨之法，方为快事耳。
朱锡庚字少白，著名学者大兴朱筠（竹君）次子，读书好古，能世家学。 “兰泉先生”即金石学名家青浦王昶。 “宋拓五种”指黄易所得“汉魏五碑” ， “家藏华岳之碑”则为当时在朱（筠）家的汉《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今皆已归北京故宫博物院，竟与札中预许“他日当与足下斯宝合藏名山”之愿相符，亦可算前缘注定。而“图以千古不磨之法” ，似不明究竟具体何指。今华阴本《华山庙碑》匣盖面板等处，有镌刻各家题采访人员，其中包括黄易观款，不知是否即朱氏所谓“千古不磨之法”？如若是，则由朱氏此札所署壬子六月十又九日，可知黄易所题观款，至少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六月朱氏作此札时，应尚未付诸镌刻。而今所见黄易之题，仅“钱唐黄易观”五字，无署年。施安昌先生《汉华山庙碑题跋年表》（文物出版社1997年1月）系其于乾隆五十六年（1792）辛亥春，惜未及所据。然以朱氏札中“客岁入都，多承指授，渊如官邸一夕之饮，一时贤豪为之一聚，足下之惠不浅”诸语推之，黄易为题观款，极有可能即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两人同在京中之时。如若再是，则又能证施先生《年表》所系，斟酌得当。
又如陆绳（直之）致黄易一札（90－1）中提及：“在西安，又见《西岳华山碑》宋拓真本一册，缺一河字，其余与天一阁本无异，惟碑额旁无唐宋人题名，盖为装潢者割去。可惜其价太昂，力不能得，真真恨事。 ”关于此事，说者多转引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考》所录桂馥乙卯（乾隆六十年， 1795）跋《华山庙碑》长垣本之语：“吴江陆直之（绳）在西安见两本，一售于惠民李君衍孙，一未剪本，索值二百金。加以郭允伯及范氏天一阁本，海内所存，可屈指矣。 ”今陆氏札中之言，直接出自当事本人，且具体细节，亦与桂氏所说不尽相同；而有关李衍孙曾得《华山碑》一事，《辑考》撰者又于李氏致黄易一札（76－1）的考说中，引李佐贤《武定诗续钞》卷七所收李衍孙《得〈华山碑〉记事》长诗，证实确有其事，并考李氏得此，应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之冬。而由诗中“缃帙媿乏惠灵偃”句下注语“郭氏奴善装潢，余所得本多错乱”云云，又能略知该本装裱多有错乱之特征。凡此，不仅皆属之前研究各家所未及者，还可看到，《辑考》撰者既重视手札那样的珍稀文献，不惮费心尽力，辑录考释，整理刊布，用饗同好，更能从类似《武定诗续钞》这样的普通书中，拈出那些用时往往嫌少却又一直未经“开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