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险峰|相比语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 二 ) |杨樱|沈阳|媒体人|作家|伊险峰

分工是这样。两位医生的线索主要由杨樱负责。原因一来是我采访不行，杨樱比我会问问题。二来张医生和王医生是我的初中同学，几个50岁的大老爷们儿聚一块儿，不太好意思探听私事。
我主要负责家庭这部分，也是采访和资料两块。我选择采访这部分，主要还是两位医生的父母都是沈阳本地人，说话经常带些方言土语，杨樱听不懂。而家庭历史这块，我看的资料多一些，感受也更强烈。
找资料的时候，我基本把十五六年以来的《沈阳日报》和《沈阳晚报》都翻了一遍。最开始是为了填补我对于当时沈阳社会和沈阳人的记忆。但在翻的过程中，收获比预想得要大。
我们常常会说，上世纪90年代的沈阳比较“乱” ，但它到底是怎么一个“乱”法，我们不能老举“三·八大案”的例子。在梳理资料的时候，我增加了许多对于当时沈阳社会更为完整的、感受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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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钢的琴》剧照。
杨樱：那我来说对象的选择问题。选择张医生和王医生，一是在于便利性。伊老师刚好去参加同学聚会，发现了这么一个契机，两位医生都是他的初中同学，这就有了天然的基础信任。二来，他们又是专业人士。大家对于专业人士的成长和社会形象是有相对清晰的预设的——虽然落到个体身上会不太一样，比如医生和医生之间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模模糊糊地知道一个医生大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同时，他们两个人也都符合我们事先设想的一些标签，比如都是沈阳人，也都是工人子弟出身。
新京报：我在阅读过程中，还是能感受到两位的写作风格很不相同。杨老师基本是一个传统的非虚构写作方法——对于两位医生的故事呈现，是以大量日常性的、细节化的白描展开。伊老师则更多夹叙夹议，哪怕是写他们的生活和历史，也带着很强的写作者的动机，不断想要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这么想。
杨樱：一个同事已经批评我了，说我写得太正了，太非虚构了。
伊险峰：其实最开始纠结过很长时间，这里面到底要怎么用“我” 。到后期我也就豁出去了，两个人执笔不同，看到“我”的出现可能会比较困惑。但我在《后记》里面也提到过，困惑就困惑吧。
主要原因是我们其实不觉得自己在写非虚构，我们的兴趣也不在非虚构写作上。我最早给李海鹏看这本书，他的一个评价是这本书的故事性不太强。但后来他也觉得，反正你们的写作志不在此。所以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这两个人必须是完整的、逻辑性能说得清楚的人。
杨樱：写完了回过头再想，我们这两天还找到了一个关于非虚构的说法——以议题推动的非虚构。因为这本书肯定也不是传统意义的社会学作品，社会学是不以个体为内核的。所以就像《后记》里说的，它有点“四不像” 。
但就内容来看，我们还是觉得这本书应该算是非虚构作品，因为里面有明确的采访人物，并且是以这两个个体为内核推动写作的。所以相对精准的说法，就是它是一本以议题推动的非虚构作品。
包括我们现在做“小鸟文学” ，一直想要找的也是类似这样的作品。简单来说，这样的写作不是传统以事件推动的非虚构写作。以议题推动，也就意味着你写什么都可以，主要在于你假设的那个命题是不是立得住、是不是真命题，只要这个命题在逻辑上是通的，或者说它的信息容量是足够的，它就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