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险峰|相比语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 六 ) |杨樱|沈阳|媒体人|作家|伊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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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的女性与凝固的沈阳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两位医生对于青春期和两性观念的理解。这部分也是书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能具体展开说说吗？
杨樱：用伊老师的话来说，性和婚姻部分只有我能问（笑）。但准确来说，这部分的确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在我读到的有关这一代人的书里，很少涉及这块。
其实这两个医生并没有很明确的青春期概念。他们所认知的“女性”这个词，是并列于母亲、妻子这些身份的。对他们来说，母亲是一个家庭身份，是勤劳勇敢的象征。而妻子是人生选择的重要一环。至少在他们的讲述里，母亲或者妻子并不具备女性的特质。
我很诧异的一点是，两个医生的成长过程里都有妹妹，也都有母亲，但这似乎并不能增进他们对于女性或者说对于自身欲望的任何了解。女性，在两位医生那里是一个天文概念，是跟星星一样遥远的存在。
在采访过程中，我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是，谈母亲、谈妻子、谈妹妹都可以，谈女性不行。一旦谈到女性，他们会立马进入到一种“emm ，这个问题”这样的诡异气氛之中。
新京报：但他们对性欲是有概念的，虽然也是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杨樱：对，性欲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王医生初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等到大学才表白。他的这种生理欲望肯定一直存在，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状态里，整体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我记得还问过张医生一个问题——你的原始欲望究竟是什么？你的性取向到底正不正常？按他的说法，是正常的。但对他们这一代男性而言，周围的女性基本是一个无性化的存在。

本文图片

电影《钢的琴》剧照。
新京报：这是否和当时女性整体无性化的政治面貌有关？
伊险峰：恐怕没那么简单。关联肯定会有，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家庭面积都很小，王医生小时候家里只有9平方米。每个人都没有隐私，大家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女性在这样的情况里反倒是更为中性化的。事实上，他们的父母也和他们一样，都处于无性的状态之中。
新京报：书中两代人那部分内容很有意思——尤其是王平和他的女儿——这两代人互相的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里也包含了两代人对“社会”的理解或是想象的不同。两位在书中提到， “两代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无关意识形态，只是庸俗与不庸俗的对抗。 ”在你们看来， 70后这一代人和他们后面时代的人相比，对于“社会”的理解上哪些不同？
杨樱：其实年龄或者代际这样的概念在沈阳人身上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代际概念背后涉及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快速演进。而在沈阳，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时光在这里是冻结的，它的社会变化相对来说比较慢，代际差异就没那么明显。
但是比如在上海，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可能就会很大，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急遽变化足够将两代人拉开距离。所以我认为，这和代际之间的关系不大，但和塑造生活方式的源头有关。
【伊险峰|相比语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伊险峰：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们（“小鸟文学”）有一个作者，她出生于哈尔滨的阿城区，小说里经常会写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生活，我读的时候觉得她说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儿，所以一开始我还以为作者的年纪挺大。
认识后才发现，作者其实是个00后，生于2002年。我就更好奇了，问她为什么会对那段历史了解得那么多。她也说不上来。直到有一次我们见面聊，我才意识到可能是因为东北的变化实在太小了，所以她写她现在看到的东北，我读到的时候，感觉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那些生活、那些人和那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