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险峰|相比语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 五 ) |杨樱|沈阳|媒体人|作家|伊险峰

伊险峰：如果我们把张医生和王医生的成长过程分解一下，最开始的议题其实是他们的知识、尊严和自我是怎样形成的。在过程当中，我们有过很长时间的模糊期，模糊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对于知识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们觉得知识是知识结构，是一个体系，他们觉得知识是一个工具——这也算是工人阶级子弟的一个特征。在美国社会也有类似的问题，弗罗姆将它称之为“工程师文化” 。
至于尊严，理解起来相对比较清晰，就是说在东北的文化体系之中，人们如何定义成功。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一个不成功的人，他/她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他/她对尊严的理解路径不太一样。在这本书里，尊严这部分其实就变成进入“社会” ，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人。
具体到张医生和王医生这两个人身上。尊严在张医生那儿体现为我和社会的关系。作为一名成功的外科医生，张医生觉得尊严就是自己应该跟相似的成功人士保持一种密切关系，也就是我们说的圈子。所以哪怕是在最小的吃饭这件事情上，他认为的尊严就是不能像个loser那样回家独自吃饭（编者注：他的妻子在美国）。
对于王医生来说，他对尊严的理解就是我功成名就了，我就能谁也不求。但他遇到的实际问题是，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有一根巨大的软肋——他的女儿。他就会想，如果他女儿要学医，他能为她做些什么，怎么才能让女儿少走弯路，所以还是得撅着屁股干。当王医生的朋友问他，你和你女儿说自己是医大的大夫，但你究竟干了什么的时候，这其实等于在拷问王医生的尊严和存在感。
最后是自我。它可能是变化起伏最大的命题。今天上午跟人聊天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想，两位医生的自我到底是变得更强了还是更弱了。我们理解的他们的自我或许是有缺陷的，但这和他们自己理解的自我是否存在很大差异？而当我们说自我真正的评价体系时，应该说的是人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说他人的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知识、尊严和自我这三个方向一开始其实都没有那么清晰。我们也会疑惑说，我们到底是在写沈阳这座城市还是这两个医生以及背后的家庭。但最后，我们找到了现在的这种方式，将它们都圆了回来，或者说，找到了他们两个人相对完整的看待与完成这三件事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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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医生与王医生》写作过程中的田野照片。图为医大老宿舍。现已废弃。受访者供图。
杨樱：我还想补充一点。刚才你提到的最初的问题系里少了一块，就是他们对于生活方式的理解。简单来说是衣食住行的部分。我们在采访这部分信息的时候，也补充了他们对于青春期的理解、对于两性观念的理解，以及对于挫折概念的理解。
先说为什么会对生活方式感兴趣。一方面，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肯定是和社会变迁的轨迹挂钩的。而在两位医生四十多年的人生中，中国的物质条件变化过于剧烈。所以当我们搜集他们对于房子大小的理解、对于物质要求的变化等说法时，也是在理解构成他们尊严的组成部分，以及这些组成部分在这四十多年当中所发生的变化。比如王医生对于他结婚时家里有60平方米的房子很骄傲，但到了现在，他已经有了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女儿可以在家里随便骑自行车。
另外一方面，对于他们生活方式的理解其实也帮助我们去理解了他们的地位和处境。比如买不买车、小时候家里的条件、看什么电影、看什么书，甚至是看不看书。比如像王医生小时候基本不看正经的书，看的基本都是他妈妈带回去的宣传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