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戴海斌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三︱李慈铭究竟“儒林邪，文苑邪？” |李慈铭|章学诚|张舜徽|越缦堂

一
周作人（1885-1967）生前检讨个性，自认为“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 ，而颇重视地域民性默化潜移之用， “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 。 ……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雨天的书》自序二）。此处举作“浙东性”代表的章、李二位未必认可自己为“法家” ，不过一则“眼高一世，目无余子” ，一则“性狷介，又口多雌黄” ，他们持论苛刻、惯于骂人的习气，确也合乎“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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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
李慈铭（1830-1894）与章学诚都是绍兴会稽人，同府同县，他很早读过乡先生著作的抄本，却无多少佩服。同治十三年（1874），谭献（1832-1901）主持浙江书局，补刻印行《章氏遗书》，也赠予李氏一部。《越缦堂日记》中有关的“实斋识有余而学不足”讥议，多为人知（详拙文《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二|章学诚何以“弘识孤怀救末流之弊”？》），同一日记尚有另一评论：
大抵浙儒之学，江以东识力高而好自用，往往别立门庭，其失也妄。江以西涂辙正而喜因人，往往掇拾细琐，其失也陋。（并参《越缦堂读书记》“实斋杂著”条）
章学诚于乾嘉朴学大盛之日，未甘比附风会，发明“浙东学术”一说，为其特识。李慈铭此处总结“浙儒之学”取径，归章氏入“浙东”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正将前者讥评他人“村陋无闻，傲狠自是”（《文史通义》内篇三，《朱陆》）这八个字掷了回去，旨在批驳其人之“妄” 。虽然同一地所产之人，他显然并不以乡前辈为然，也不欲以地域自限。后来钱锺书为《复堂日记》作序，比论李慈铭和谭献评骘实斋的相异之处，不仅直言李氏“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 ，也注意到“李承浙西乡先生之绪，嬗崇郑许” ， “以章氏乡后生，而好言证史之学，鄙夷实斋，谓同宋明腐儒师心自用” 。此处“先贤” ，指同出“浙东”的章学诚， “浙西乡先生” ，即谭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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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张舜徽多次读过《越缦堂日记》。二十岁左右，全书五十一册（起咸丰癸亥[1846] ，讫光绪戊子[1888]）便已“粗涉一过”；1944年3月26日-4月1日，居宁乡陶家湾北平民国学院，阅毕《补编》十三册（起咸丰四年甲寅[1854] ，讫同治二年癸亥[1863]）；1947年1月3-6日重读之， “因感于近人推崇李氏无所不至，恐未足以副其实，故思于此五十一册之书再寻温之” 。他说“李氏幼习诗词，性喜讥弹，观日记中评骘人物，语多轻率”（《张舜徽壮议轩日记》， 440页）。李慈铭诋章学诚“读书卤莽” ，张舜徽曲为辩护，而谓“不悟学诚精处，全在识解夐绝时流” ，那么，对于同出浙产的“荀学斋主人”作何观感呢？
二
李慈铭本人撰有《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一类有关清学成绩的总结叙述，站在“汉学”立场，将乾隆朝开修四库全书作为一个振兴的转折点，日记中极力表彰清儒， “诸君子抱残守阙，龂龂缣素，不为利疚，不为势绌，是真先圣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记）。张舜徽视此为“不情之言” ，并且反唇相稽，直谓乾隆开四库馆，戴震以校书入翰林，史林荣之，乃群趋于贪繁务博，以辑佚考订为事，所谓“汉学”实始于斯，此为“干禄弋名”；乾嘉学术极盛时，隘陋自蔽，流毒至今，汉宋门户终不能除，古今文之争终不能息，此为“操戈树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