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戴海斌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三︱李慈铭究竟“儒林邪，文苑邪？”( 四 ) |李慈铭|章学诚|张舜徽|越缦堂

对于上述认知，作为后世读者的张舜徽并不谓然。 1944年3月29日记：“李莼客自道所学，谓生平所不忍自弃者有二：一则幼喜观史，一则性不喜说部。（咸丰六年四月十五日记）乌呼！此自文之辞也。 ”李欲兼长并美，张则抑此扬彼：
余观其平日涉览，全在宋元明人说部书，经史俱非所长，于经学尤荒芜。至于究心乙部，亦特常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家札记，以资口给，而未见有读史日程也。彼虽自云欲取说部以考订正史，撰为《史剩》，又尝欲续邵南江（晋涵）之志，从事南宋九朝以成一书，皆徒托空言，非彼所能任也。
其实，李慈铭本人也承认，早年问学，耽于辞章，尚未得窥经史堂奥。同治二年（1863）致友人书有云：
弟之于学，少无所师。阙帻早孤，又生稍晚，吴越间经师已皆奄化，时时拥比设帐者，盖多不读注疏，梼昧之质，遂无自启。十五六后，喜为歌诗、骈文，昼夜殚精，以为至业。既渐渐得名，益复爱好，迨得读《学海堂经解》，始知经义中有宏深美奥、探索不穷如此者，遂稍稍读甲部书。自汉及明，粗得厓略，而年亦既二十四五矣。（《复桂浩亭书》，《越缦堂文集》卷四）
张舜徽指出“此虽追述年少读书时事，然其一生趋向，不能越斯范围也。故自少至老，仍是文苑中人”（《张舜徽壮议轩日记》， 739页）。汪辟疆（1887-1967）也认为其学问所长在彼而不在此， “越缦喜谈经学，实非所长，一生学术，乃在乙部，披阅诸史，丹黄满帙，其博闻强记为时流所叹服，诗文尤负重名”（《近代诗人小传稿·李慈铭》）。当代学者颇重视李氏之“诗学” ，复加以系统整理，而认定：“李越缦一生学术荟萃于《日记》，其学贯通四部，大抵以能守传统学术之正宗为其根本性质。四部之中，略以史部为较长，而其心得之有系统者，则断然当在集部之学。 ”（《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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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辟疆说近代诗》
当然，以现代学术眼光，衡量清人治学次第，难免带有当下学科或专业本位的“滤镜” 。欲知其人，常可观其所读之书。《越缦堂日记补编》十三册收录了李慈铭早年日记，张舜徽读毕后，印象是“咸同间李氏年犹少，学犹浅，故此十三册中所记，率诗词及时政，偶涉学问，可采者极少”（杨树达1937年1月26日记：“阅李爱伯《越缦堂日记补》讫。越缦于宋人说部浏览殆遍，可谓勤矣。然考订亦颇有差失。 ”见《积微翁回忆录》）。又举出若干实例，咸丰十年（1860），三十二岁，始在京城买得段玉裁（1735-1815）《说文解字注》；同治元年（1862），始听说桂文灿（1823-1884）进呈《孝经集证》《群经补证》诸书， “辄谓阅其书名，已为神往，不谓斯世尚有此人”；同治二年（1863），自述“昕夕置案之书”数十种，皆清儒诂经说字之作。据此，张氏认为李慈铭接触经学很晚，平日所涉又“皆非学者根原之地” ， “徒记丑而博，何能窥寻学问深处？”
至于李慈铭最为自负的史学，张舜徽也同样看低，认为实多藉力于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大家之史考著述，所撰札记驳杂不纯，缺少发明，所欲写就的著作，徒托空言，多未成书。同一观察，也移用于与李慈铭同时代的浙籍学人谭献，在张舜徽看来，文人治学，浮光掠影， “虽有涉猎之功，而无专精之业，故于经史大书，无能为役” ，终究没有足够分量的著作，亦无从证明具有“专为表微之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