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戴海斌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三︱李慈铭究竟“儒林邪，文苑邪？”( 六 ) |李慈铭|章学诚|张舜徽|越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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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
1930年代初，王重民（1903-1975）撮录诸史批校，兼采日记中之少部，汇辑《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又论其学， “宗许郑之家法，有徐庚之藻翰，文苑儒林兼而有之，在清代学者中，可称后劲”（《李越缦先生著述考》）。杨树达为《越缦堂读史札记》作序，将古代治史分为四派四枝，并论越缦史学之定位：
往者我国学者之治史籍也，有二派焉：其一曰批评，其二曰考证。而二派中又各有二枝：批评之第一枝曰批评史籍，如刘子玄（知几）、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之流是也；第二枝曰批评史实，如胡致堂（寅）、张天如（溥）、王船山（夫之）之流是也。考证之第一枝曰考证史实，如钱竹汀（大昕）、洪筠轩（颐煊）之所为是也；其第二枝曰钩稽史实，如赵瓯北（翼）、王西庄（鸣盛）之所为是也。批评史籍，其途差狭，自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外，殆不数见，自宋至清初，则批评史实最盛之时期也。清儒治学，恶蹈空，喜征实，彼惩于批评史实之虚而无当也，故变其道而趋于考证。于是，考证派之两枝，于乾嘉之际同时并起，而继其后者第一枝为盛。越缦先生者，乃承钱、洪之流而为有清一代之后殿者也。（《〈越缦堂读史札记〉序》）
李慈铭平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然其读史杂钞、札记，多为片言短章，研究成果零散，亦未有理论总结，此乾嘉汉学家之遗风。杨树达总结说：“考证史实，为事较难而所得反小；钩稽史实，为之者较易而收获反丰。要之，非心思缜密、用力勤至者不能为，二者固无异也。 ”按上述派分，越缦史学主要承继钱大昕（1728-1804）、洪颐煊（1765-1833）一流，属“考证史实”一派。考证文字集腋成裘，蔚然可观，多文为富，结果“所得反小” ，此种吊诡，颇合张舜徽所谓“博杂之辨”——
盖多之中又有博与杂之辨。学贵博，不贵杂。博者以一为主，凡与此相关联者，皆遍习之也。杂者中无所主，滥观广取而无归宿也。学不博则陋。然博之中必有别择去取，故博观贵能约取焉。至于杂之为害，人尽知之，固治学之士，所当痛绝也。
钱穆评论晚清学人陈澧（1810-1882）、朱一新（1846-1894），连及与后者同一乡贯的李慈铭、谭献，宣示“兰甫治学，仍循乾嘉以来经学涂辙，而稍变其体，前有所承，易于为力；鼎甫欲移治经为治史，蹊径别辟，事待创探，难于为功” ，故《无邪堂答问》一书“博而无统，杂而寡要” ， “旧辙已迷，新轸尚远，终于为一过渡之学者，同时两浙学人如李慈铭炁伯、谭献复堂之流，皆不免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兰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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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慈铭一生治学，出入经史，徘徊汉宋，不越乾嘉诸儒藩篱，亦步亦趋，其文“故实纷罗，文辞耀艳”（钱锺书《复堂日记序》），其学也难逃“博而无统、杂而寡要”之讥。其生前对沈曾植说：“处今世而治经，但当守孟子‘博学详说’四字，不必要求新异也。 ”（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记）而移治经为治史，仍旧墨守成规。已受民国学风熏染的杨树达，论其理想中的“史学” ， “必先取吾最丰富之史料之正史，审别之，钩稽之；又取前哲之所辛勤积贮如考证派之所为者，利用之，整比之；又益以金石考古之所得及外史之所具，然后，精密正确之史渐可冀也” 。作为“考证史实”一派之“后殿者”的李慈铭，于此已然无能为力了。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败后数月，他于北京弃世。以后见之明，随后的中国即将开启一个伟大而动荡的“转型时代”（按张灏的解说，所谓“转型时代” ，是指1895-1920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参其《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近世以降，西学东渐，李慈铭因循守旧，无所改作，终为清学之收尾者亦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