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戴海斌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三︱李慈铭究竟“儒林邪，文苑邪？”( 五 ) |李慈铭|章学诚|张舜徽|越缦堂

乾嘉诸儒，专心力以治经训小学，鲜能究心乙部。故其时通读全史者，殆无几人。以钱氏之为《廿二史考异》，王氏之为《十七史商榷》，赵氏之为《廿二史札记》，贯通诸史，博考详稽，已如祥麟威凤，不可数睹。然扬搉言之，有史学，有史考。若此二家所从事者，乃史考耳。而亦各有偏重：钱氏重在校勘文字，王氏重在稽核典制，赵氏重在综比史实。用力不同，俱归有用。故后之治史者，俱奉为枕中之秘，而不复措意于根原之地。但守此三数种书资口给，炫博雅而已。
对于李慈铭和谭献，张舜徽特别强调其“文士”性质，没有耐心和毅力， “故于朴学家艰苦寂寞之功，无能为役” 。巧合的是，两君“同产越中” ，岂地气邪？关于两种志业之别，他又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
盖著述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专一神智，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广揽披检之学，反诸己而有得，然后敢著纸笔，艰难寂寞，非文士所能堪。莼客少时偃蹇乡里，徒聘词华，及至京师，益徇声色（日记中所载狎游事甚多），以羸弱之躯，逐歌舞之地，亲迩书卷，为日无多，况彼为学未穷根株，而可轻言述造乎？（《张舜徽壮议轩日记》， 441-442页；相似表述复见于《清人笔记条辨》， 338页；《清人文集别录》， 507页）

本文图片

谭献（1832-1901）
四
李慈铭穷经研史，治学驳杂。当代学者发现《国朝儒林经籍小志》稿本，收近二百年间经学名儒百六十余人，注重“经籍目录” ，意在以书存人，故可视为一部清代经学经典著作目录，也反映李氏基于“汉学”立场对于清代前中期学术史的总结和思考（参看张桂丽《李慈铭的清学史观——以〈国朝儒林经籍小志〉为中心》）。目前存世的李慈铭读书札记，总括论之：以部类言，以史部为主，以内容言，则以名物考订为主，史部中又以正史为大宗（参看卢敦基：《彷徨歧路——晚清名士李慈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03-112页）。除日记中所录外，多批注于史籍之眉端，内容多为校勘与注史（包括补充与驳正旧注）。数十年间“丹黄手校，必严必精”（《城西老屋赋》），固不乏“伏案之功” ，对于“汉学”利弊，也未必全无心得，以为“汉学固不能无蔽也，而其为之甚难，其蔽亦非力学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为汉学者也，惟深知其难，而又喜其密实可贵耳”（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记）。
在李慈铭身后，弟子樊增祥（1846-1931）评价乃师：“伏念莼翁之在今日，论其所学，可云卓绝。然犹杜门穷经，不废铅椠，可谓能自竖立者矣。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 132页）后人读其书，也不能不承认李氏于学“用力勤至” 。 1919年，蔡元培（1868-1940）在杭州整理李慈铭日记，作《读〈越缦堂日记〉感赋》，有句云“卌年心力此中殚，等子称来字字安。史评经证翻新意，国故乡闻荟大观” 。 1922年，胡适读《越缦堂日记》，觉得“很有趣味” ， “这部书也是使我重提起做日记的重要原因” ，他作《病中读〈越缦堂日记〉戏题》，以六言诗为之写照：“宁可少睡几觉，不可一日无书。能读能校能注，先生不是蠹鱼。 ”（见《胡适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