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戴海斌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三︱李慈铭究竟“儒林邪，文苑邪？”( 二 ) |李慈铭|章学诚|张舜徽|越缦堂

李慈铭承乾嘉汉学之余绪，博治经、史。咸丰十一年（1861）告友人书有曰：“近惟日治经史，遍考近儒撰述。盖考证之学，国朝为最，国朝尤以乾嘉之间为最盛。能读其书者，庶于经史无误文别字，缪辞枝说。士生其后，可谓千载一时之幸。 ”（见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记，其“遍考近儒撰述” ，或与次年着手撰写、至同治三、四年间成书的《国朝儒林经籍小志》有关。）张舜徽读书至此，有感于乾嘉风气束缚士林，近世流变，每下愈况，忿然而言：
夫为学奉乾嘉大儒为师法，可也，谨守其书不敢踰尺寸，不可也。使徒奉新疏数部，览不及数卷，辄欲谈经说字，有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其不可恃甚明。吾平生所识学人不为少，每察其架上图书，无不庋置清人经疏札记，号称博雅。尝谓清儒之病在于佞汉，近人之病又在于佞清。今观莼客所记，则知士林斯病自道咸以来然矣。百年痼疾，其谁起之！
此段议论可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时代思潮”一节参观，虽然两人对于“汉学”的评价并非一致，但思潮流转例分数期，不外生、住、异、灭，学风变迁，多循斯轨。张舜徽论清儒学术， “别为三期” ， 1942年10月5日记：
自开国迄于乾隆之初，大儒四起，同以致用为归，气象博大，此一期也。自四库馆开，学者竞以考订校雠为事，学尚专精，门庭渐褊，此又一期。自道光迄于末造，涂规分离，互相倚摭，破碎已甚，效用益微，此晚期也。
以其眼光衡之，官修《四库全书》实为清代学术一大转捩点。此前诸儒治学“气象博大” ，亦未标榜“汉学”之名，与后来专门名家者异趣。他引章学诚《丙辰札记》，指出自四库馆开，学问之途一变， “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 ， “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真孽海也” 。汉学流弊所至，固非始事者能及料，然而李慈铭以近代之人“确守乾嘉诸老家法” （《清儒学案》卷一八五《越缦学案》），罹“佞清”之病而不知，实在大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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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主纂《清儒学案》
李慈铭论国朝“说经之学” ，以“桐城姚郎中鼐”“著书满家而无当古义” ， “大兴翁学士方纲”“虽名古学，出入无主” ，皆在“所屏”之列（《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序》）。《越缦堂日记》除攻击章学诚而外，词连姚鼐、翁方纲，诋为“愚而无用”“往往谬妄”(见《越缦堂读书记》“惜抱轩文集”“惜抱轩尺牍”“复初斋文集”诸条) 。张舜徽盛推姚、翁二氏并章学诚为“乾嘉三通儒” ，前说正中其大忌。 1944年3月30日记：
（李慈铭）日记中诋斥姚姬传、翁覃溪过甚，至目为不学妄人，而不知两家救弊之言深切明要，在乾隆学术极盛时实足为中流之砥柱，不随风气转移，且能持正论以转移风气，非豪杰之士不逮此。惜莼客未能窥两家深处，又从而鄙夷之，宜其学不能大也。
《清人笔记条辨》“越缦堂日记”条亦谓“李氏于乾嘉诸儒，诋斥翁覃溪、姚姬传、章实斋为最厉” ， “此皆评贬太过，不足以服三家也” ，进而辩护：“乾嘉士子自髫龄迄于皓首，大率竭精力、困智虑，疲老于补苴襞绩之役，其积痼可知矣。此三家之言，实消积之良药。其补偏救弊之盛心，何可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