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戴海斌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三︱李慈铭究竟“儒林邪，文苑邪？”( 三 ) |李慈铭|章学诚|张舜徽|越缦堂

李慈铭的人物月旦评， “论涉并世儒林，轻蔑湘贤至力” ， “目王湘绮（闿运）为江湖唇吻之士，又谓何子贞（绍基）久享时名，实无真诣，较王子寿为劣，及读郭筠仙（嵩焘）《礼记质疑》，则总论之曰：“盖湖南人总不知学问也。 ”此句重话，最触到湘人痛处。为回护乡曲，张舜徽不吝直斥“此等轻妄之言，适足见其矜倨自高之气” ，复加曲释：“盖李氏一生好轻诋人，吹毛所瘢，睥睨当世，加以年逾五十，而犹困于场屋（李氏于光绪六年始成进士，时年已五十二）。以愤懑发为言谈，无往而非讥斥矣。 ”（《清人笔记条辨》， 342页）此说迹近人身攻击，殊无学理可言，未免已有“诛心”之嫌。最后，仍须说明湖南人“真学问”究竟何在——
考其平生持论，大抵依附乾嘉诸儒，不敢越尺寸，而不知湖湘先正之学，本与江浙异趣，大率以义理植其体，以经济明其用，使以李氏厕诸其间，只合为吟诗品古伎俩耳。孰轻孰重，不待智者而自知。乃自困于寻行数墨之役，而不见天地之大，遂谓湖南人不知学问，其偏狭亦已甚矣。
此处发明“湖湘先正之学” ，确见其大，不过，品衡李慈铭的学问仅有“吟诗品古伎俩” ，未必合乎事实，更有意思的是，张舜徽端视李氏为乾嘉汉学余绪，似完全忽视了（或也可说接纳了）其人尚有表彰“宋儒”、推崇“义理”的另一面。这就仿佛李慈铭责难章学诚，全在“考证粗疏”“读书卤莽”处着眼，而对后者《易教》《经解》《原道》《原学》诸篇以及“官师治教合一”之说，乃至批判汪中、袁枚的那一些“卫道”观点，不置一词。
我们很容易想到鲁迅对《越缦堂日记》的批评，其第一条便是“钞上谕” ，这是“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 ， “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 （《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 1927年）。确实，读李慈铭的东西，不免嗅到一股“道学”气味。民初学人为作“学案” ，已指出“博极群书，勤于考订，兼尊宋学，谓可以治心” （《清儒学案》卷一八五《越缦学案》）。他的平常言论多肯定宋儒卫道治心的“发明义理之功” ，屡谓“汉儒守经之功大，宋儒守道之功大” ， “欲学汉儒之治经，当先学宋儒之治心，一生不敢菲薄宋儒，良以此也”（参看卢敦基：《汉学，宋学，抑或汉宋兼采？——试论李慈铭所属的学术营垒》）惟就“学术”一层而言，谓“兼遵宋学”则可，谓“汉宋兼采”稍过，李慈铭于两者去取之间终有分际，他说“晚世说经，总以有家法者为贵……后世有述者，或汉或宋，皆所不祧，而与其为宋，不若为汉”（《越缦堂读书记》“易守”条）。
三
张舜徽看待李慈铭，一面窄化其学问范围，铆定在“汉学”门墙内，一面拷问其学问程度，疑其“佞清”近似叶公好龙，无疑有如釜底抽薪。日记一则曰：
莼客持论虽张汉学，亦但追慕时尚，而非真有得于己。究其受病之由，乃以渠所致力者，终身寄在乾嘉诸儒篱下讨生活，而不能岸然自拔耳。
再则曰：
李莼客于经学、小学所造甚浅，而极力表扬汉学。
按李慈铭早年乡居， “喜为歌诗、骈文” ，三十五岁时自撰卧室春联：“余事只修文苑传，闲身且置户曹郎。 ”咸丰九年（1859），入都门后， “反而为考订章句之学” ，及至晚年，经史研究渐有规模，世人亦以考据家目之，光绪十五年（1889）作《六十一岁小像自赞》，有曰：“是儒林邪？文苑邪？听后世之我同。独行邪？隐佚邪？止足邪？是三者吾能信之于我躬。 ”文中“儒林邪？文苑邪？”之反问，实则自问自答，因为他自负“所学于史为稍通，所得意莫如诗”（《白华绛跗阁诗初集自序》，《越缦堂文集》卷二），足以儒林、文苑两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