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戴海斌读《张舜徽壮议轩日记》札记之三︱李慈铭究竟“儒林邪，文苑邪？”( 七 ) |李慈铭|章学诚|张舜徽|越缦堂

五
《越缦堂日记》而外，张舜徽通览《文集》十二卷，最终给出定评：
此虽名目繁多，大半皆平日读书杂钞笔记之属，本不足以言著述也。要其一生所学，悉荟萃于《越缦堂日记》中。余尝反复究览，知慈铭于经史小学，皆无专长。一生又好雌黄，不轻许可，终不免文士陋习。《清史稿》列之《文苑传》末，实为平允。（《清人文集别录》， 506页）
民初开清史馆，纂修《清史稿》之际，总纂缪荃孙（1844-1919）拟有《儒学传目》，李慈铭初在列，同事吴士鉴（1868-1934）对其入“儒林传”提出异议：
越缦于经、小学未有著述，似难列于儒林。曾忆癸巳秋闱，此老监试，侄与闲谈，叩以生平著作，自言于经、小学毫无心得，即有一二说经之文，亦蹈袭前人，不足自立。故葵园（王先谦）刻《续经解》时来征所著，婉言谢之。此老自言如是，可见得失甘苦，非亲历者不知之。今陶仲彝（在铭）欲争入儒林，直是不知越缦也。若列入文苑，尚可为同光后劲；厕之儒林，黯然无色矣。（《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 452页）
照此，则李慈铭生前对经学、小学造诣，尚有自知之明。在传统士人心目中， “儒林传”远重于“文苑传” 。按清代国史修传标准，《儒林传》“须著作有关于经学，或述程朱奥义，或阐郑孔传笺者，方行采录” ，至《文苑传》，则“博洽多闻，淹通史学者为上，而工诗古文词者次之”（谭宗浚《拟续修儒林文苑传条例》）。基于此类“史例” ，主持纂修《清史稿·列传》的缪荃孙相应定有“《儒林》稍严，《文苑》宜宽收”的择人口径，故而李慈铭之子李承侯及其同乡陶在铭为之“力争儒林” 。
按缪荃孙与李慈铭有私谊，李生前为校《云自在龛丛书》（薛英《李慈铭校缪荃孙所刻书》），李去世后，缪也曾为《越缦堂日记》出版奔走出力。 1915年，缪氏函复吴士鉴，表示“李越缦列之《文苑》，而陶仲彝力争《儒林》，不知两传有何轩轾？越缦经学过于湘绮（王闿运），而只有《经说》数篇，殊不相合。从前谈过，条理通贯，别无专书，放下再说” 。（陈东辉《缪荃孙致吴士鉴信札考释》）或在私情与公心间难以抉择，他一度打算将此事“放下再说” 。数月后，始定议：“李莼客列一传于‘文苑’ ，以陶子缜（方琦）附之，似乎公允。 ”今《清史稿·列传》中，李慈铭终置于《文苑》，而王闿运列入《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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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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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1844-1919）
张舜徽说， “余观越缦一生，仍是文苑中人物，于问学则无与也”（《张舜徽壮议轩日记》， 739页），言似稍过，若与李慈铭的同乡后辈蔡元培所奉赠的“旧文学的殿军”一语并看，则不得不承认虽不中亦不远矣。即便如此，他对《清史稿》之“儒林”“文苑”二传仍有不满，多予指摘，则其心目中理想的清学史当别有所属——
即以《文苑传》叙李慈铭行事而论，已多揄扬逾实，谓其弟子著录数百人，同邑陶方琦为最，此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今乃附方琦于李传之末，岂非大冤。以余观之，陶氏宜别立传于《儒林传》，方为得体。但观斯例，可知其叙次人物而失伦序者，正复不少。以湘士论，列王闿运、王先谦于《儒林》，乃独遗皮锡瑞。皮氏经学湛深，著述弘富，论其精诣，实在二王之上。清世《儒林》，又乌可阙其传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