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奇异的是，叙述者越是赞美列文这段正统合规的婚姻是多么健康、为双方带去滋养，安娜的光芒就越动人。这部作品仿佛有两个隐含作者，他们不停地相互排挤斗争，最后同情和欣赏安娜的那个胜出（谢天谢地！），于是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的那个“托尔斯泰”带领着一代代的读者前赴后继地拜倒在安娜的足下，“列文的啰啰嗦嗦自以为是的哲思比不上安娜裙裾荡起的一片波纹，甚至比不上她挤火车时提的那个美丽的小手包和车窗外的雪让人印象深刻、心驰神往”——这是文学对世界的评估和保护。托尔斯泰到底不愧为真正的好作家，他不但将初版大纲中愚蠢的女主改头换面成如今的样子，更将题目直接改为他理性上并不欣赏的女主人公的名字。
且待来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说好的作家是能超越自身所在时代所限的。即使创作之时整个社会都没有准备好接受某些美好，甚至哪怕作家本人都没有准备好完全接受它，他也会忠于某种“更高价值”（哪怕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但只要他感觉到了，他就预备忠实于它），把作品留待来日。这样看来，好的作家对人类的向美与向善属性有着不可思议的信心，或许他们自己都不曾发现他们一定是相信未来的。
也因此，“未来”总是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从这个角度看，政治正确的理念推行，对文学是存在积极意义的。它促进人们去观察、认识和理解生活的另一面，而拥有一群被打开了宽广的认知之门的读者，对文学在该社会的传播（特别是特殊题材和写法的包容）一定是裨益良多的，真正卓越的作品也更有可能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中。
最后说说我们可以拿这些“不够未来”的文本怎么办。
有读者提议“凯迪克奖组委会应该从他们的记录中删除它。”我想这不是个好的做法。不必删除，恰恰应该保留，我们对待不够好的价值观的作品的思路应该转变了，不要总是一刀切下架删除，长远来看真的非常不利于良好的写作生态的维护。
有一些处理方式可供参考：它们可以被拿来当作中学生的辅助学习材料，如果有可能的话，放在批判性思维课程或社会正义/公民课程中。考虑到实践操作中很难真正避免年幼的孩子读到它们，如今的出版者应该为这类作品附上导读手册，对其中的视角问题加以说明和引导，如此既尊重创作本来面貌、保留了历史/文献原来的样子，也可有机会看到其中作者矛盾的表达和情感的微妙，更可以将之当作一份教导孩子认识“历史文献”之伪饰性和叙述者话语权的“天然教材”。
用文学的方式解决文学的难题，何乐而不为呢？
撰文｜王帅乃
编辑｜申婵
校对｜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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