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人#没有做到“情不自禁的自我纠正”，它便难以成为优秀的儿童绘本( 四 )

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作者就反复指称祖先们是“善良”的，且又花费大笔墨书写了南北战争中的父亲如何英勇、战后如何受伤，但既然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是民主、自由、包容、多元，那么祖先们究竟是如作者所说的‘创立了这个伟大的国家’还是背叛了这个国家的精神？
在这些地方，作品背离了现实主义写作（乃至所有优秀“文学”）的根本精神，即尽管存在一些复杂、自相博弈之处，但作者仍未能充分说服读者这些先人是“善良”的，这个文本是“人道主义”的。
而这些原本是可以通过“技术处理”做到的。
如果作者不认同祖先们的看法，他可以用直接引语等方式表示某些观点并非自己持有而是祖先原话，与它们保持距离乃至表达否定态度。作者应该做的是，动用各种写作方法告诉孩子哪些部分是旧的认知，如今我们形成了新的共识，而非不作处理。
如果说这些故事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可以作为辩护理由，那么那些旁逸斜出的、同情弱势民族的画面和裂隙过大到如同反讽的前后文字也是老人的意思吗？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这没有任何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应该对这些关键态度的矛盾变异给出一个前后逻辑通顺的、符合创作语法的交代，不能随心所欲地这里“是”、那里又“不是”。

文章插图
在绘本中图片对应的文字为：……有一天傍晚，有消息说“扬基人”就要来了，我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说他愿意骑着艾玛·G到安全的地方去。
另外，在形式层面上，细节对现实主义写作至关重要，该文本却没有交代到位。比如主人加入南方军反对解放黑奴，家中的黑奴男孩却和主人们一起哭泣；比如北方军要来了，画面里的黑奴看起来不像文字说的那样在逃跑，倒像是在通知白人们快作警戒或者逃命。这些画面连当代的美国读者都很困惑，在书评中频频发问，何况缺乏背景了解的外国读者。
这些今日看来有悖常理的现象，当年的确曾经存在过，然而时代毕竟变化了——本书隐含作者的局限正在于此，他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只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有限共识，他不具备下文我们要提到的卓越作家所具备的跨越时空局限的感受力、爱和自我背反性。没有任何前情铺垫交代，就要读者接受黑奴“可能是因为主人善良或惰性而想维持现状所以不站在北方军一边”（这只是我推测的理由，考虑到部分美国南方文学乐于写奴隶主与奴隶其乐融融的通例，没有在本作内得到足够充分的印证。与此同时，文字还在讲述解放奴隶的北方军的胜利），是不合文学规则的。
出现了这样偷懒不负责的处理，读者即使出于为文学生产生态的长远计，也当拒绝完成与作者的信任契约。事实上，该作品中流露出的某些观念被文化研究者认为即使在作品诞生的1940年代里也显出“不可思议的保守”。可作处理而不作，这也就难怪今天的美国读者面对这份前言时并不将它当作创作理念的申述，而是不无尖锐地批评它简直是一份“免责声明”。
文学写作的“真实”与卓越作家的“真诚”
什么是真实？作家们关于现实主义的说法无法统一，读者对“真实”的认识也并不一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比美国更多了一份作为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的文艺批评价值尺度，可以说，文学应当尊重现实、模仿现实的观念在国内有着更深厚的土壤。
2016年我在拙文《曹文轩儿童文学中的“性别观”落后国际社会多少年？》的评论区亦曾看到过类似的留言：中国农村/中国女性就是这样的，他只是如实地反映了彼时彼地的“实际情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