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专题 | 互联网时代，让古籍“飞入寻常百姓家”( 四 )

互联网之与古籍，似乎一个在火星，一个在水星，一个代表遥远的过去，一个代表热气腾腾的现在以及无限可能的未来。前者是古典媒介，后者是新媒介，二者代表两种媒介形态，两种文明形态。古籍代表古典文明，承载中华传统文明和历史，互联网代表数字文明，承载当下和未来。对于活在当下、面向未来的我们而言，互联网成为连接万物、网罗世界的天罗地网，它无孔不入地介入芸芸众生的生活日常，成为记录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即时媒介，成为书写个人、社会和国家历史的主体载体。
在互联网所编织的信息海洋中，古籍容易在公众的视野中沉没，在满眼满屏的信息中，古籍消隐在公众注意力之外。长此以往，古籍与人们的关注愈来愈远，以至于被人们所遗忘。不能奢望公众把兴趣聚集到古籍上来，相对于互联网而言，古籍的门槛是高的，远的，也是冷的，远不及互联网这么近，这么贴心贴肺，但古籍需要保护，需要公众的集体呵护，也需要政府机构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有效的照拂和应援。
今天，互联网头部平台字节跳动出于公益动议，施以援手，致力于古籍保护、数字化、活化工作，体现了互联网头部平台的前瞻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数字媒介牵手古典媒介，将数字文明与古典文明紧紧连接在一起，演绎了中国媒介史的一段佳话。
高克勤（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做好古籍保护工作，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古籍，首先是从物质形态方面把现存的古籍保存、保护好。随着科技的进步，古籍保护的方法和手段一定会日趋先进和有效。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古籍保护工作开辟了新的天地。古籍的数字化保存，几乎使古籍的保存时间通向了无限，同时使古籍的利用更为便捷，将进一步推动传统古籍整理向数字化的转型：OCR文字识别技术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古籍文字识读、录入的瓶颈，将极大解放古籍整理的生产能力；大数据、互联网、云存储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古籍数字化由最基本的文献阅读和检索，向古籍整理的知识化服务迈进。
学术界通常把从先秦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数千年间，在中国大地上书写、刊刻或印刷的书籍，包括从商周的甲骨文、金文到汉代竹简、帛书，再到后代汗牛充栋的写本、抄本、印本这些书籍称为古籍。古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主要的物质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不竭源泉。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与文献记载的传承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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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代久远，古籍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在时代背景和语言叙述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距离。要扫清阅读障碍，就必须对古籍进行整理。古籍整理包括为使古籍更便于阅读和利用而做的各种形式的学术工作，也泛指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石刻、文书、档案等古代文献的整理。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统计，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约有二万余种。加上民国期间整理出版的古籍约一万种，已经整理的古籍总共也就三万余种。以古典文学作品而言，总集从《诗经》《楚辞》以下的各个朝代各种文体作品基本上都有整理本，除了前人编的《全唐诗》《全唐文》等有标校或断句本外，今人新编的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诗》《全元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元戏曲》《全元散曲》等；别集较好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诗文评方面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小说方面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戏曲方面有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以历史典籍而言，著名的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资治通鉴》等。虽然重要的古籍多已整理出版，但还有遗珠之憾，而且随着时代和学术的进步，即使已经整理过的古籍，也有修订甚至重新整理的必要。所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