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徐则臣：我们对“意义”都有自己的认定( 六 ) 专访|人物|历史|中篇小说|小说

徐则臣：过去“游击战”比较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换个地方再打一枪，经常是孤立地看待世界。现在更喜欢打“阵地战” ，旷日持久也在所不惜，打一场是一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一个个问题搞清楚。
小说并非无所不能，尤其是单篇小说。长篇尚好，体量够大，空间充足，你可以把很多问题弄明白，短篇小说不行，写得再好，也没法把这一块内容全部倾尽。写到了我这个年龄，一旦对某一方面有疑惑或感兴趣，就希望动了手能把这一块“彻底清理”掉，而不是挠两把就走。既然一个短篇搞不定，我就写一个系列。
系列小说对你的小说技艺也是一个巨大的磨练。第一篇最容易，越往后写越难。那感觉就像进了一个陌生的人群，随便走，走多了，陌生人都变成熟人了，每走一步都得嘘寒问暖，你得考虑有针对性地说点什么。这其中的逻辑突然就如蛛网般地展开了，结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将全方位面临挑战，所以系列小说必然越写越慢。
我现在考虑作品，喜欢以本（书）为单位，不是贪大。只有以一本书为单位的时候，你才能让自己沉下心定下神，认认真真弄明白一个东西，否则容易蜻蜓点水、走马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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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郊故事集》
澎湃新闻：你以前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写一个小说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现在的话，写一本书也是要想要解决一个问题。我想这可能也和你的年龄变化有关，你越来越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觉得以前的视角和容量没有办法承载现在的内心，这有点像我们这行，想要了解事实，就不能只听一个人讲，要多方多面地了解，才可能靠近真相。
徐则臣：没错，现在处理一个问题，你必须得考虑它的周边。过去写一朵花，盯紧着它就行了，现在我肯定要把花的周边环境全都考虑进去。
澎湃新闻：这是一个变化。另一个变化，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现在的小说要比早年的温和？这个温和的意思是故事的戏剧性冲突减弱了，更平和了一点。比如《天上人间》的结尾，子午发生意外，死了，作为女性读者的我会为闻敬感到特别悲伤，那看《青城》这本的时候就挺紧张这些姑娘会不会遇到不幸。最后三个故事都是开放性结尾，以我自己来说，我更愿意把它们往温暖的地方想。我感觉作为写作者的你，这些年也越来越有一种慈悲的心态，就是不想让读者那么绝望，你有这个感觉吗？
徐则臣：的确是，生活还是常态多，异态和变态毕竟不是主流。我记得王安忆老师说过类似的观点，大意是她理解的小说主要是针对生活的常态，过于戏剧性的冲突她兴趣不大。我很赞同。烟火日子，事儿再大能大到哪儿去？当然，不是说生活中就没有戏剧性冲突，而是说，写冲突要把它做得足够自然。托尔斯泰的安娜最后卧轨之死，也不是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惊雷，它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我越来越喜欢自然本色同时也宽阔的小说。什么是宽阔？宽阔是指作者对生活和人物更人性化的理解。轻易别把人往死角处逼。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死角？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你总能找到办法。尽量别极端和偏执，更别刻意极端和偏执。
澎湃新闻：最后我想问一个关于“世界”的问题。之前评论家会根据你小说背景发生地划分“花街”系列、“北京”系列、“校园”系列等等，《青城》是一个发生在成都的故事。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北京意味着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如果把北京看成“世界” ，你以前的小说多是到“世界”去，《青城》则是从“世界”来，仿佛有一个从地方看世界到从世界看地方的观察视角的变化，这是有意识的转换吗？这是否也意味着你对地方（故乡）、世界（北京）以及二者关系有了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