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写诗需要热情，读诗亦是如此 | 海伦·文德勒的诗歌批评(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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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论的研究进路
亚拉巴马大学的诗人、批评家汉克·雷泽说，“作为文学的守门人，特别是在为《纽约客》写评论的时候，海伦·文德勒真的能把人放到文学的聚光灯下——使他们立刻成为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大出版社出版甚至重要学术职位的热门人选。她公开否认自己有这样的能力，但实际上，除她外不曾有人执掌过那样的权力。”
人们因此而尊重海伦老师，也因此而对她满腹牢骚。诗歌界的各路人士都抱怨过其感受力的局限。有人抱怨说她不喜欢实验。有人说她对诗歌的态度太过于学术。同时，文学学者又有些矛盾地认为文德勒女士跟他们的专业不沾边。
严格地说，文德勒的进路是非理论的：诗要么对她说话，要么不对她说话，而批评论说文是文德勒偏好的回应形式。她曾指出，“我的学位论文是关于叶芝的一些真正深奥的作品，当时我的想法是（我现在也依然这么想），如果我写的东西让诗人高兴，那么我做的事情就没问题。”

文章插图
《打破风格》，作者：（美）海伦·文德勒，译者：李博婷，版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现在讨论作品的意义，几乎不会有学者认为作者的意图是最终标准。于是乎，文德勒想得到诗人认可的欲望看起来就更不寻常了——这与其说是专业标准的需要，不如说是个人的性情使然。也许，诗人之死，只是使这个挑战变得更有趣了。
近年来，文德勒一直以讲演者的身份在讲台上与诗歌进行越来越多的对话。
2005年5月，她在国家人文基金会做了年度杰斐逊讲座（这个荣誉包括10000美元的酬金）。2004年秋天，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的《诗人的思考：蒲柏、惠特曼、狄金森、叶芝》就以她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克拉克讲座为底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的《看不见的倾听者》，也是基于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关于抒情诗的谈话修订而成的。
一开始，文德勒看起来只是陈力就列，扮演了一个新角色：做老一辈诗歌批评的政治家。但她的讲座本身，又相当于一个对文化素养状态和文学研究功能的庄严警告。
她坚持，阅读诗歌时，需要一种学者在匆忙冲向跨学科时丢掉的技艺和心态。这种担忧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又和最近现代语言学会流行的讨论攸切相关，那就是文学学者能不能对普罗大众解释自己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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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做“文学品位的塑造者”
文德勒不用电子邮件。某种程度上，这并不令人吃惊。花时间读读她的作品就会知道，这个女人的心思全放在了诗歌上，她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书呆子气感到害羞。“我对群体没有兴趣”，在2000年纽约的一次小组讨论上文德勒说，“我从不加入政党。我从不投票。我从不登记投票。我从不去教堂。我也从来不属于什么俱乐部。我从来不属于任何团体。”倒是让想采访她的采访人员松一口气的是，她有一部电话。
如此一来，这就更惊人了：她形成期的智识经验之一，是随课堂技术的创新——投影仪——而来的。她还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自己坐在黑暗的教室里的情景，当时，新批评的奠基者之一I.A.理查兹(I.A.Richards)会带着学生一行、一行地（有时还会一个词、一个词地）读诗。比如说，他会展示济慈的《希腊古瓮颂》的各个部分是怎样相互关联、修正和丰富彼此的。
这就是“细读”。在其早期学术著作中，文德勒也以这种方式分析乔治·赫伯特、叶芝和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她的视野令人印象深刻：不是每个学者都会认为自己有本事（逐一）谈论一个伊丽莎白时代的宗教诗人、一个用诗文来反映复杂的神秘学说系统的爱尔兰革命者，以及一个写抒情诗表达心智的内转和想象的冲动的美国现代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