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潘天舒、唐沈琦｜“化作千风”：日本新兴葬式( 二 ) 沈琦|佛教|墓地|制度|人们|日本

密葬、零葬的仪式程序则更为私密、简化。密葬，又称家庭葬，亲友间小范围地举行告别式后下葬，部分家属会在葬礼过后举办追思会。直葬，则更为简单：省略了守夜，逝者直接被送到火葬场火化，参与者仅为直系亲属与至亲，即逝者的父母、配偶、儿女、兄弟姐妹，不举行告别式。零葬，指遗体火化后不留骨灰，不设坟墓，不立塔位，让一切归于“零” 。
共同体的消逝
在《让人生的终点归零》一书中，日本宗教学者岛田裕巳（Shimada Hiromi）认为，以葬式佛教和祖先崇拜为基础的村庄共同体的消逝，是形成诸多新葬式的社会条件。
葬式佛教是日本社会特有的宗教现象，指一般人只有在葬礼和法会时才会与佛教产生关联，寺庙的功能仅限于主持丧葬。然而，历史上的佛教最初并不解决葬礼的问题，葬礼也并不是从佛教的教义直接衍生出来的一种仪式。
【佛教|潘天舒、唐沈琦｜“化作千风”：日本新兴葬式】奈良时代，三论宗、法相宗、成实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传入日本，史称“南都六宗” 。六宗的传入，使得大批寺庙兴起，包括法隆寺、东大寺、兴福寺、药师寺等，这些寺庙并没有开辟墓地，僧侣也并不主持葬礼，僧侣过世后，也不会在寺庙内举办葬礼。同时，佛教思想在传入日本后与当地的社会思潮融合。佛教主张脱离轮回，永远不再转生，南都六宗继承了佛教原有的方向。然而，日本人却并不拒斥转生，并希望藉由转生来超越此世，这一情况与佛教传入中国、朝鲜后的情况较为类似，中国由此产生了净土教，主张死后转生至西方极乐净土，并传入日本。十世纪后期，僧人源信撰写《往生要集》，进一步细化了净土教的思想，他先描绘了地狱的凄惨景象，再描绘西方极乐净土的样貌，试图引发人们的“厌离秽土”之心，以及“欣求净土”之意。
十一世纪中叶，中国的“末法”思想在日本流传开来，末法认为，随着时间流逝，佛法愈发无法传承或扬继，社会并未进步，反而退行。末法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人们深信，佛法无法在现世传承，要脱离这一境况，需要转生至西方极乐净土。之后，僧人良忍创立融通念佛宗，认为一个人念佛便可替他人累积功德，并引导众人转生至西方极乐净土。镰仓时代，僧人法然提倡“专修念佛”以登极乐，这一思想被当时的公卿贵族所支持，并在武士阶层散布开来，并最终扩散至普通民众。因而，在净土教思想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死亡和丧葬开始与佛教产生关联。在强调念佛修行的佛教氛围下，禅宗的曹洞宗践行了这一思想，禅寺的僧人专修念佛，不事其它，长久以往，禅寺没有收入，道场濒临关闭。为了挽救禅寺的经济状况，被列为禅宗宗祖之一的莹山绍瑾，基于中国的禅宗典籍《禅苑清规》，将修行中途亡故的僧侣所使用的葬礼形式扩展到普罗大众。因此，日本形成了特有的葬式佛教，并逐渐被临济宗、天台宗、真言宗等宗派接受。
葬式佛教在地方社区建立了应对死亡的秩序化途径。在村庄内，无论是否信仰佛教，人逝世后，都会采用佛教葬礼。其中，戒名则是佛教葬礼的核心环节。日本社会的命名制度具有历时性和流动性特征：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被授予多个名字，从幼年、成年、功成、隐退乃至死亡，渐次授予相应的名字，新名字取代旧名字，意味着人生意义的重构与更新。死后被授予的名字，便是戒名，目的在于使逝者受戒成为僧侣，从而可以使用佛教葬礼。江户时代，幕府实行寺请制度，强制每个家族都必须成为寺庙的赞助者，即“檀家” ，家族成员的葬礼也必须由寺庙主持。同时，日本的佛教吸收了中国的祖先崇拜和儒家思想，并在以稻作为核心的村庄社会中形成结构性的规范力量。幕府倒台后，寺请制度被废止，明治政府成立，确立家制度，规定家督必须负责祭祀家族的每一代祖先。因而，日本近代已形成由佛教、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信仰体系，这一信仰体系对社会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和规范，并对身处其中的各阶层人士的日常生活与生死事务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