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潘天舒、唐沈琦｜“化作千风”：日本新兴葬式( 六 ) 沈琦|佛教|墓地|制度|人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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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葬礼服务交易会上展示的丧葬产品，和为葬礼、追悼会提供的各种服务。
然而，在岛田裕巳看来，日本丧葬行业在高速发展二十余年后，产生了一定的问题。日本丧葬行业的准入条件比较宽松，即便没有“葬祭礼仪师”的资质，也可以经营殡仪公司。从业者一多，竞争便激烈，产品名目层出不穷，丧葬越来越昂贵。安排礼仪，购置墓地，动辄以百万日元为计费单位，有些花费甚至高达千万日元以上。同时，诸多仪式用品或活动，如祭坛、法会等，难以确立世俗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需要“不计金钱” 。在葬式佛教中，寺庙赐给逝者的戒名，愈发呈现“膨胀化”的趋势。在以往的地方共同体中，戒名的授予受到共同体意识以及地方等级秩序的约束，只有在当地享有名望、做出重大布施的檀家才可以获得院号。在如今的大城市中，檀家和寺庙的关联不再紧密，高规格的戒名，是寺庙维系檀家的重要途径。由此，对檀家而言，只要支付高额的布施金，就可以获得院号。据岛田裕巳统计，当下的一众戒名中，半数都是院号。院号已不再具有稀缺性，戒名费也是一路水涨船高。
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日本社会的丧葬观念依然深受社会的总体性的思潮的影响。人们对丧葬的等级、秩序与伦理达成特定的共识。丧葬的规制与丰俭，能体现逝者及其家属的社会地位。日本曾流行过“松、竹、梅”三种丧葬方案， “竹”最畅销，因为“松”最贵，会显得太奢侈， “梅”最便宜，则显得太节俭，于是，多数民众选择了中间价位的“竹” 。同时，丧葬大多由家属操办，礼仪便成为展演逝者与生者之间的关系的途径，包括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夫妻之间的情义等，这些关系以价值规范的形式呈现。对逝者而言，丧葬具有绝对的外部性与客体性，对家属而言，丧葬具有一定的工具性和展演性。逝者生前的意愿，以及家属此刻的心灵，都被悄悄掩盖，并受到社会的结构性力量的影响与约束，或曰， “人世之所累” 。
“墓在心中”
近十年来，日本社会出现一个新名词：“终活” ，意指“临终预备”或“身后事” 。人们开始强调“丧葬自主” ，在活着的时候便关注如何面对死亡。不少人签订生前预嘱，提前定制自己身故后的丧葬方式。许多人提前选择海葬、山葬、树葬等自然葬式，或直葬、零葬等极简葬式。也有许多家属为已故的亲人选择上述新葬式。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截至2014年，全国葬仪社内选择零葬的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三。部分人将直葬与零葬结合：逝世后，不举行任何礼仪，将遗体送至火葬场火化，不留骨灰，不设坟墓，直接离去。
岛田裕巳认为，零葬之所以流行，在于日本社会“不重遗骨”的民俗传统。在日本传统的两墓制中，埋葬墓用以掩埋遗体，祭拜墓用以祭祀怀念。人们一般只在祭拜墓前祭扫。具备神圣性的并不是墓穴中的遗体，而是有关逝者的抽象的本质和精神。如今，日本几乎普及了火葬，但并非所有地区都将骨灰全部捡回。以系鱼川静冈构造线为分界，日本东部实行“全骨拾骨” ，将所有的骨灰都收纳，所用的骨灰坛较大，日本西部则“部分拾骨” ，只捡回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遗骨，剩下的骨灰交由火葬场处理，所用的骨灰坛较小。人们对剩余骨灰的归宿，几乎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