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潘天舒、唐沈琦｜“化作千风”：日本新兴葬式( 三 ) 沈琦|佛教|墓地|制度|人们|日本

葬式佛教给村庄带来了等级鲜明的葬礼制度。村庄里的大家族给寺庙捐赠了数额庞大的布施金，因此可以在逝世后获得“院号” 。院号的“院” ，原指寺庙的建筑物，是一种规制较高的戒名，一般授予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檀家。获得院号，被视作家族的殊荣。一般的家族则被授予普通戒名。对大部分村民而言，丧葬主要由村庄内部的互惠机制所接管，这一风俗沿袭至今。
1980年前后，基于对山梨县村庄的调查，岛田裕巳发现，当地普通村民的丧葬花费甚少。在村庄里，一旦有人过世，家属会将一切丧葬事务都交由“葬礼组”处理。葬礼组主要由村民组成，是一个在村庄内部反复流转的、酌盈济虚的组织，具有公共性与互惠性。村民通过葬礼组帮助别家操办丧葬，日后自家有人逝世，别家也会帮助自己。葬礼组重义轻利，不收取钱财。营建坟墓也不需要太多花费。
日本社会一般采取“两墓制” ，坟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埋葬遗体的“埋葬墓” ，另一部分是用以祭祀的“祭拜墓” ，两者存在空间上的明确区隔。日本民俗学界的部分学者认为，埋葬和祭祀之所以被区分，可能在于人们“避讳死亡之不洁”的心态。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村庄只设立埋葬墓，而不设立祭拜墓，只有村庄头人或大家族才会设立祭拜墓。随着村庄的经济状况的改善，修建祭拜墓的村民也逐渐增多。若是埋葬在村里的公共墓地内，则几乎不需要任何花费，即使设立祭拜墓，也只是制作一个简单的石碑，花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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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墓地
丧葬的道义共同体也延展到业缘组织。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村庄里的年轻人纷纷前往大都市的企业打工，葬礼组的职能交由大型企业来运作。当时，日本企业形成了“日本式经营”的特色，企业对员工设置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工会制。企业对员工而言，具备“家”的属性，员工资历的增长与企业的利益息息相关，企业对员工进行家长式的督护与照拂。因而，两者的道义关联非常紧密，并且，这种道义关系和亲属关系较为类似。自然而然地，企业也承担了看顾员工身后事的职责。一旦有员工去世，在企业的组织下，其他员工会去帮忙操办丧事，也会一起出席丧葬礼，这种形式的丧葬被称为“社葬” 。参加社葬的人中，很多都是与逝者所在的企业存在业务关联的其它公司的员工，即便与逝者不存在私人交情，为了维持两家企业的业务往来，他们也会出席。这一现象，在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中尤为常见。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企业的运作模式发生变化，雇佣关系不再稳定，人员流动性增大，企业与员工的道义关联被削弱，很少再有企业操办员工的丧事，出席丧葬的企业员工的数量锐减，丧葬规模开始缩小，仪式内容开始简化。
在日本社会的结构分化中，现代性悄然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往日的村庄共同体被瓦解，生产与消费的场所与日常生活的空间互相割裂，以城市与乡村为分野的空间区隔，造成现代生活与团体记忆的隔断。村庄的年轻人涌入都市，寻求更多的谋生机会，家族墓地无人打理，荒草丛生。人们也很少在家中布置佛堂。在传统的和室中，有拉门和横梁，可以在高处摆放逝者的遗照，而今，居住空间变得狭小，人们很难再腾挪出祭祀祖先的仪式空间。如今的日本乡村，由于空间的低密度以及公共交通的欠缺，愈发呈现出“汽车社会”的形貌。日本郊县的汽车普及率高于东京、大阪等都市，汽车是联结村庄与外部世界的重要载体。同时，由于远郊的地价相对较低，人们在乡村举办丧葬并置办墓地，以压缩丧葬成本。在当代日本社会，人们驱车去乡村参加丧葬，在市郊给逝去的亲属置办墓地，在彼岸节或盂兰盆节驱车去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