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潘天舒、唐沈琦｜“化作千风”：日本新兴葬式( 五 ) 沈琦|佛教|墓地|制度|人们|日本

殡仪馆公司是丧葬业互助体系中的优势主体，它们往往聚合、联结了各类丧葬业务，并从零散的丧葬业者中调配、分派人手，成为丧葬活动的调度者与组织者。在当代日本社会，丧葬一般需要两到三天完成，一家殡仪馆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遗体的清洁、整容、搬运，办理死亡证明，礼仪咨询，布置告别式，采买礼品，置办亲友宴等，遗体火化则由地方政府指定的火葬场接管。铃木光的民族志指出，殡仪公司需要精心设计丧葬的每个环节，以精准回应死者家属的需求，包括仪式需求、情绪需求、心灵需求以及社会需求，从而获取最大的利润，这些营销策略催生了巨大的丧葬消费市场。
遗体沐浴便是丧葬商业化的典型个案——丧葬文化通过商业实践，被重新塑造与阐释。死亡发生后，殡仪员工一般会给死者进行清洁和整容，这是一笔重要的收入来源。然而，如果死者在医院去世，医院护工一般都会给死者擦好身。为了在这一环节获得利润，殡仪员工会向家属推荐提供遗体沐浴服务的供应商。如果家属推辞或犹豫，殡仪员工会使用预先准备好的话术，包括强调死者生前的苦痛，以及死亡所导致的生者与逝者之间永恒的别离， “逝者生前在医院没有机会洗澡，这是家人最后一次给逝者洗澡的机会”；或指出遗体沐浴是传统日本丧葬仪式的必要环节，强调遗体沐浴的在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正宗性”（authenticity），给死者家属带来一定的文化认同感与结构性约束。通过上述的道德修辞与文化话语，遗体沐浴服务被阐释为一种神圣的仪式，而不单纯只是盈利性的商业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商业实践也从市场中不断生成特定的丧葬观念与文化，这些观念与文化再不断强化市场的内生需求。在遗体沐浴的操作过程中，遗体沐浴师将会制造充满文化隐喻的仪式场景，带动死者家属进行仪式角色的操演，使对方在具体的仪式情境中生成对生命、死亡以及亲属关系的理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日本开始出现专门提供遗体沐浴的仪式专车服务（CSC ， the Ceremony Special Car Service），遗体沐浴师用专车运载浴缸、水管、淋雨喷头、担架、沐浴露、浴巾和殓服等仪式用具，一旦接到上游的殡仪公司的订单，便立即驱车前往丧家开展业务。遗体沐浴师大多为三十岁以下的女性和四十岁以下的男性，女性身着裙装并系上白色或浅蓝色的围裙，男性则身穿白色的医疗外套和黑色的裤子，形象淡雅、清洁、整齐，举止小心，神态恭谨。遗体被小心地移到浴缸上的担架上，浴缸的一侧分别连接热水管、冷水管和排水管，三根水管通向屋外的仪式专车，以避免凌乱。家属也要参与沐浴仪式，在木桶中先放入热水，再倒入冷水，形成温水，一手持木桶，一手持木勺，从木桶中舀水，从逝者的下半身开始，直至心脏，慢慢把水浇淋到逝者身上。如果家属不慎把半满的勺子放回桶里，会把逝者的灵魂牵绊回现世，使逝者犹疑。人们普遍相信，逝者的灵魂应该引渡成佛，而不是停留人世。
通过这一仪式，逝者从生者的世界中被区分出来，家属需要重新建构自身与逝者的关系。同时，遗体沐浴的仪式被商业化后，遗体沐浴师不再强调逝者与生者的区隔，也不再强调逝者的“污染” ，即逝者可能给生者的世界带来的非秩序化因素，包括悲痛（grief）的情感震荡，物质性关联的断裂，或亟待重构的逝者记忆等，而是强调逝者通过沐浴能彻底放松、休憩，达到一种“好”的死亡状态，家属也能从中获得安慰，获得心灵的慰藉。一个“好”的死亡，是构建关于逝者的美好记忆的前提。通过精心设计的仪式，家属被家庭的结构性、集体性的力量动员、凝聚起来，重新编织社会关系，再次确认自我的意义。因而，当代日本的丧葬商业化生成了一套特定的丧葬文化，人们从丧葬产品的选择、消费与体认中重构生死观念与丧葬实践，并形成有关逝者的“最后一段”记忆，这段记忆将对遗属今后的自我意识与日常生活带来持续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