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潘天舒、唐沈琦｜“化作千风”：日本新兴葬式( 四 ) 沈琦|佛教|墓地|制度|人们|日本

人们仅仅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与空间场所参与丧葬，丧葬开始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产生了物理的距离，也产生了文化的距离。人们将丧葬和日常生活加以区分，空间的区隔与时间的节点，则强化了这一区分。丧葬成为一项特殊又遥远的事务，与日常的喧嚣遥遥相望。日本社会提倡父母与子女间保有“汤还没凉的距离” ，既亲近，又有一丝边界与疏离。那么，逝者与生者的距离应是几何呢？
“死的生意”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在战后形成一股婴儿潮，这一时期出生的人被称为“团块世代” ，是六十年代中期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二十一世纪后，曾经的社会“脊梁”开始面临衰老和死亡的问题。近年来，日本的死亡人数年年攀升，对殡仪、墓地的需求也在增长，丧葬行业迎来刚性的需求和多样化的市场。
日本丧葬的商业化，始于近代的社会变革与工商业发展。人类学者铃木光（Hikaru Suzuki）在民族志《死之价：当代日本的丧葬行业》中对日本丧葬行业的脉络、现状与特征进行描述与分析。明治维新期间，皇族和华族之下的“四民” ，即“士、农、工、商”的身份区隔被废止。在这一变革时期，丧葬成为公开展演身份跨越、阶层混融的社会景观。常有富人模仿江户时期的大名，采用奢侈的棺木，启用浩大的仪仗队，游走于大街小巷。仪仗队里有一群舞者，拿着伞、刀剑箱、旗帜和长矛，训练有素，动作娴熟。在当时，丧葬仪式的操作与展演已成为一项技艺，并逐渐发展为一种职业化的领域。同时，城市开始开设殡仪馆，为丧葬的商业化提供场所。例如，建于1887年的东京殡仪馆（Tokyo Sōgisha），是东京最早的殡仪馆，为人们提供佛教丧葬或神道教丧葬。殡仪馆的从业者主要源自各类棺材铺、铜铺、工艺品店或家具店的工匠，他们最初多为丧葬用品的零散供应商。由于丧葬行业的高额利润，工匠纷纷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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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日本的葬礼游行
大正时期，理性主义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原则系统性地弥散于社会生活：交通系统得以发展，人们克服了空间距离的阻力；公共卫生学和防疫理念被广泛实践，在公共空间的生产与规划中，火葬场被区隔于日常生活的空间之外；社会精英阶层开始崇尚卫生和理性的丧葬理念与实践。因此，在大正时期，丧葬仪仗队不再流行，礼仪变得简朴，人们更关注告别式上的悼词与演说，哀悼的内容比形式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日本部分殡仪馆开始向美国等地引入殡仪车（hearse）。尽管殡仪车被装饰得殊为华丽，但它的核心功能在于动能和效率，能穿梭于城市，以高效、卫生、安全的方式移动遗体，适应城市的空间特征与时间节奏。因而，近代日本丧葬行业的商业化是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产物。丧葬行业关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死亡的认知与情感，关注人们面对死亡时所产生的需要，关注社会对死亡与丧葬所形成的信仰、观念与思潮，并通过商业化的应对模式和整合性的组织模式，生成一套契合社会结构、风俗变迁以及个体需求的商业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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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殡葬博览会
当代日本丧葬行业的实践领域不断聚合并扩展，形成高度专业化、环节化和体系化的商业组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不同种类、体量和区域的丧葬企业或丧葬业者进行同业整合，形成商业互助体系（MAS, The Mutual-Aid System），并组织“全国婚礼与葬礼互助协会”（NMAA, the National Wedding and Funeral Mutual-Aid Association），将丧葬礼分化为不同的专业环节，每个环节由不同的丧葬公司或丧葬业者接管，并通过链条式的衔接，形成体系化的丧葬服务流程。同时，丧葬行业与金融行业合作，形成丧葬的融资体系。人们可以预先购买互助合作社（MAC, Mutual-Aid Cooperative）的会员，当亲属去世后，可以通过会员制分期支付丧葬费用，并购买到部分价格较低的丧葬用品，这项商业制度以地方网络的形式涵盖日本各个区域。一旦死亡发生，人们打一个白事电话，便可以接触到整个丧葬业务网络，从白事费用的借贷，到操办丧葬礼的各项流程，都较为明确和条理化。由此观之，日本丧葬行业试图和社会各领域融合，生成社会性的商业实践，死亡也在成为一项社会性的事务，被各类商业主体建构的实践网络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