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记|李公明｜一周书记：摄影与视觉性中的……政治与历史记忆( 三 ) 视觉性|周书记|罗伊·斯特赖克

里奇曼这篇论文还提到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引申出对于历史图像学的摄影研究颇有启发性的问题。例如安德莉亚·费什尔（Andrea Fisher）对三四十年代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女性摄影师的研究论文，让人们了解到在农业安全局工作的女性摄影师群体的贡献和她们在摄影史上鲜为人知的命运。埃里娜·杜格尼（Erina Duganne）的《黑白自我：战后美国摄影中的种族与主观性》（The Self in Black and White: Race and Subjectivity in Postwar American Photography,2010）聚焦在拍摄纽约黑人的作品，其中也包括一些农业安全局影像，她认为这些表现贫困的影像强化了黑人身份的构建，因此呼吁人们对政府赞助的艺术展览进行全新解读；她的研究强调了农业安全局摄影团队对其他试图“引发社会变革”或被用作“历史证据”的摄影项目的持续影响。（56页）还有尼古拉斯·纳坦森（Nicholas Natanson) 的《新政时期的黑人形象：农业安全局摄影的政治》（The Black Image in the New Deal：The Politics of FSA Photography,1992），其研究聚焦于农业安全局摄影档案中的美国黑人影像，指出虽然由于雇用了两位黑人摄影师因而拍摄了更多一些黑人影像，但是在之后的出版物中却很少有黑人的影像被复制；他最后总结说，拍摄白人的时候比拍摄黑人会有更多同情心和更多诠释。里奇曼认为“他的研究能帮助我们将那些能有多种诠释、多重意义的影像和那些会让观众对拍摄对象得出局限的、先入为主的结论的影像进行比较，同时也通过探讨新政／农业安全局时期的种族问题来让视觉分析语境化……” （57页）以上从官方摄影团队的身份构成、在图像生产中的处理方式，到关于“有多种诠释、多重意义的影像和那些会让观众对拍摄对象得出局限的、先入为主的结论的影像”的比较，以及关于如何使视觉分析语境化，都是在历史图像学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眼睛”与“视觉性”的重要议题。
关于摄影照片的物质性，艾莉森·努德斯特伦（Alison Nordstr?m）强调人们对照片最初的体验就是一件物品，有关照片的过往，要记住的是它们的物质属性会改变人们对待它们的方式，这些方式又会影响它们的具体意义。 “我们与照片相处的方式包括亲吻、焚烧以示抗议、愤怒撕毁、书写、对折以便装入信封、放入相册或者画廊墙上的展框。这些行为都是照片的物质文化的一部分。 ”还提到那些幸存下来的照片仅仅因为其存在就已经具有了重要意义，它们所保留的曾经被使用的痕迹， “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些照片对一百多年前凝视着它们的人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另外， “作为其物质性的内在属性，照片可以轻松移动这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体验它们的方式” 。（31页）最后他说，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让观众对作品的体验尽量富有意义。最终，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把某样东西放在一双眼睛前，并相信这双眼睛能看见它。 ” （37页）从照片的物质性到人的眼睛，到由此而产生的人与照片的关联行为以及从照片中获得的意义，这是图像解读的多元路径，而不仅仅是关注对图像细节的解读。人们“与照片的相处方式”是照片的物质性的延申，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研究图像所负载的历史信息，以及在传播与接受中产生的意义，才能拓展我们对照片图像的解读视野和维度，使照片更能在其原初的历史语境中被观看。
伊内斯·咸茨曼（Ines Weizman）在《纪实建筑与“前后对照”摄影的历史》中指出， “记录一座城市的动机与摄影师对政治和社会逆转的敏感是相辅相成的。 ……摄影并不仅仅是一种一门心思捕捉过去影像的艺术事业，也是一种能在现代世界来临之际帮助推进大面积城市改革的政治工具。政治家、有影响力的说客和城市规划师们意识到，一个政权可以通过集体档案来改写历史。 ” （65页）城市建筑摄影作为政客改写历史的政治工具，这的确是一个很诱人的研究课题，但是在面对城市景观尤其是老建筑的前后对比照片时，我们还是容易陷入怀旧、审美等文化情绪之中，历史真相与政治工具这根弦容易松弛下来。咸茨曼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 1852年拿破仑三世夺取政权后，为了贯彻对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巴黎的激进想象，由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负责指挥巴黎的城市改造工程，成立了历史工作服务机构（Service des Travaux Historiques），目的是证实和歌颂城市转型改造中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治领导和他作为开拓者的丰功伟绩。在这个历史学家团队中，摄影师查尔斯·马维尔（Charles Marville）被任命用相机记录城市改造前后的巴黎景象。马维尔在1852年至1878年间拍摄的这些照片在很长时间内都被错误解读为一种怀旧的描绘和对老巴黎被摧毁的悲叹。艺术史学家玛利亚·莫里斯·汉伯格（Maria Morris Hambourg）在1970年代后期通过研究找出了马维尔照片背后的真实意图，她重新研究了拍摄那些照片的地点、相机角度和视角，在老巴黎和新巴黎的地图上重新找到安放相机的位置，重建了照片的构图。她发现马维尔当年是按奥斯曼的城市重建规划来决定相机摆放的具体位置，目的是作为拆除老建筑的指引：“奥斯曼在老巴黎错综复杂的地形图上画下了一条条笔直的大道，而马维尔则沿着这些规划中的道路拍下了那些将为给它们让位而被夷为平地的景观。马维尔的照片用几乎跟奥斯曼的施工队一样无情的手段穿透了城市的脉络” 。结论是马维尔的照片不是怀旧的， “相反地，它们是在谴责过去，因为照片中的街道挡住了前往现代化、清洁化和开放性未来城市的路。 ” （66页）在对历史照片的研究中，拍摄地点与相机视角的还原是重返历史语境的有效途径，当然也是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