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记|李公明｜一周书记：摄影与视觉性中的……政治与历史记忆( 四 ) 视觉性|周书记|罗伊·斯特赖克

该书第二章“地域”的研究议题是摄影史上的“其他世界”（other world），是欧美国家之外的摄影发展史，这里有殖民主义战争和摄影的共生史，有相机作为一种武器的政治性景观。盖尔·牛顿（Gael Newton）为该书撰写的《其他世界摄影史：亚洲摄影元世纪》（Other World Histories of Photograph）是超越“欧美视角”编史的文献典范，我相信对于中国摄影史研究和撰写也很有参考意义。牛顿强调的是一种视觉文化与地域性紧密联系的研究方法，侧重和聚焦在“摄影媒介是如何适应当地水土、受当地摄影师及其客户影响，以及亚洲的影像生产是如何重塑本地和国外的都市感知的” 。虽然内奥米·罗森布拉姆（Naomi Rosenblum）的巨著《世界摄影史》（A World History of Photography）已经大胆地拓展了研究范围，加入了中欧、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摄影实践，但是其“摄影史视角仍然是从欧美望向远方国家的。这里的问题是：能不能有一种颠倒的‘其他世界’摄影史，反过来把欧美地区看作边缘地带？” （74页）先不论完全的颠倒是否有必要和有可能，研究视角的真正地域性与内部性却亟需受到重视和提升。他在论文中指出亚太地区的皇室摄影成了世界摄影中一个独特的体裁，西式摄影肖像的植入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皇室成员与西方国家领导人交往的方式之一，同时也培养了皇室成员的媒体意识，西方摄影师也藉此进入了“其他世界”的本土摄影史。他顺带提到了“在拍照这件事上，很少有人比中国的慈禧太后（1835-1908）更积极了。在1900年代初期，她为自己设计了各种僧侣式、寓言式和‘家常’式的造型肖像供外国人观赏。慈禧太后熟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各种公开传播的正式和非正式肖像，这可能是她的灵感来源” 。（80页）
在这部“其他世界”的摄影史研究中，约翰·姆拉兹（John Mraz）的《墨西哥革命摄影：体裁与功能案例研究》为研究摄影与革命战争史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他写过一部《墨西哥革命摄影：忠心、证言、标志》（Photographing the Mexican Revolution: Commitments ， Testimonies ， Icons ， 2012），过去人们误以为整个内战照片都是奥古斯丁·维克多·卡萨索拉（Agustin Victor Casasola ）拍摄的，他的研究证明了在这场历史上被拍摄得最多的革命运动中，有很多摄影师、包括一些外国摄影师参与了拍摄。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墨西哥革命摄影的特征是不同摄影师对不同阵营的支持，他试图在很复杂的关系中“确定是谁、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动机下、为谁拍摄了这些影像，以及这些影像是怎样被利用的” 。（82页）最后他发现整个墨西哥革命摄影的归宿是卡萨索拉档案馆（Casasola Archive）出版的官方版本《墨西哥革命图像史》（ Historia gráfica de la Revolución Mexicana ， 1942），经过多年再版后成为了一部三千七百六十页、收录一万一千五百多张照片的巨著。在这本书中，除了复杂的内战被简化成了“坏人”与“好人”的战争之外，唯一提到的摄影师就是卡萨索拉。 “最终，我们可以说卡萨索拉垄断革命摄影的方式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的党派独裁垄断革命遗产的方式有几分相似。 ” （85页）有趣的是，紧接下来的是莫里茨·纽穆勒与蒂莫西·普鲁斯（Timothy Prus）的对话《要么全部销毁，要么全部保存》，蒂莫西·普鲁斯说：“档案或摄影中很多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全都是谎言，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出发点。它们全都是政治宣传，尤其是照片。我们必须从零开始，不能接受任何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历史叙事。 ” （86页）这位普鲁斯曾经与爱德·琼斯（Ed Jones）合作撰写《不，叔叔：来自另一个前线的快照， 1938- 1945 》（Nein, Onkel: Snapshots From Another Front ， 1938-1945 ，2007）一书，通过摄影研究纳粹第三帝国统治下的日常生活，收录了由士兵拍摄的此前从未发表过的私人照片， “这给了人们另一种了解作恶者的视觉和情感历史的渠道，这样的渠道迄今是相对受到压抑的” 。（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