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专访｜诗人西渡：诗是宇宙的语言( 四 ) 上海|诗歌|专访|批评|宇宙|人类

崖丽娟：您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后来似乎是以诗歌批评家的身份成名，现在看来，您的诗歌产量也不少，而且质量也很高。作为诗歌批评家和诗人，您更看重自己的哪个身份？这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发现，很多好诗人也是很好的批评家，反之，很多好的批评家的诗写得也很好，对这一现象，如何评价？是赞成还是反对？诗人批评家与非诗人出身的诗评家比较有何区别？
西渡：我迄今只出过四本诗集（不算诗选），产量不算高。我的诗歌写作呈现间歇状态，中间有不少停顿。实际上，五十岁以前，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谋生上了。有一段时间，文章发得多一些，诗很少发。由于这个原因，一些读者误认为我主要从事批评工作。其实，批评一开始并没有进入我的职业规划，它是一些偶然的因素促成的。写诗是一件私人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自我的工作；批评则是一个社会性的工作。批评意味着介入到诗人、作品和读者之间，在其中充当一个调停的角色，这个角色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的。我的批评文章不少是应邀之作——这恰好也是拉金随笔集的中文译名，英文原名叫“required writing” ，其中多数为批评文章。一个诗人可以把它的批评文集命名为“应邀之作” ，但绝不会以此命名他的诗，因为写诗是响应你自己内心的要求。如果有诗的邀请这回事，那它也是一个无人称的邀请，就像我在前面说的，是一首诗对另一首诗的邀请，其中邀请者和被邀请者都是匿名的。它是一桩心灵内部、语言内部的事件，而不是社会的事件。写诗当然也有它的社会性，但它的社会性需要通过某些中介才能实现，批评就是其必要的中介之一，其他还包括发表、出版、阅读和诗歌交流活动等等。
诗人兼批评家在现代诗歌中极为普遍。这个传统从爱伦坡就开始形成了，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里尔克、叶芝、庞德、艾略特……一直到帕斯、米沃什、希尼这些大诗人无不是杰出的批评家。这个传统也反映在中国当代诗歌的进程中，很多当代诗人同时兼做批评工作。这个趋势起初是源于诗人对批评的不满，后来又得到诗人高学历化的支持。更深层的原因是现代诗的自觉化。浪漫主义之后，现代诗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它依赖诗人自觉的劳作远胜于对灵感的依赖；理智在写作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可以说，现代诗的写作过程本身就伴随批评，以至写和评成了诗歌写作的一体两面。而对这种自觉的艺术的理解，也要求批评家成为诗艺的行家，对诗的写作奥秘有充分的了解，换句话说，那种基于思想的、社会的乃至心理学的批评，在这样的诗面前多半失效了。庞德说过，绝不要相信那些没有写出过一行好诗的批评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讲，没有能力从事批评的诗人，其写作也相当可疑。实际上，诗与批评的合一已经成为诗的事实的一部分，反对和赞成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除非诗的写作重新退回到蒙昧的时代。
崖丽娟：您的名字似乎总是与海子、骆一禾、戈麦这三位英年早逝的北大诗人联系在一起。您的诗歌批评专著《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是研究这两位诗人绕不开的一本重要著作。听说您刚刚完成《戈麦全集》的编辑工作，计划明年出版。请介绍一下编辑情况。
西渡：海子、骆一禾是高我六届的校友，我与他们几乎没有个人交往，和他们的关系是纯粹的诗和读者的关系，戈麦则是我年轻时最亲密的朋友。戈麦去世后，我先后编辑过四本戈麦的诗集：《彗星——戈麦诗集》（漓江出版社1993）；《戈麦诗全编》（上海三联1999）；《戈麦的诗》（人民文学2012）；《戈麦诗选》（太白文艺， 2019）。但戈麦的写作并不限于诗，他在小说创作、诗歌和小说批评方面都有出色的工作。限于体例，上面四种集子都无法充分反映戈麦诗歌创作以外的工作——事实上，戈麦诗以外的成果仅《戈麦诗全编》收入过部分诗论，其小说、大部分批评文章都没有入集。这次编辑的《戈麦全集》收入了戈麦存世的全部诗作、译诗、小说、散文、文论和目前收集到的主要书信，篇幅比《戈麦诗全编》增加近一半，第一次完整地反映了戈麦文学工作的全貌。同时，全集还收入了戈麦兄长褚福运先生的长篇回忆录，为研究戈麦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编纂了详尽的《戈麦创作、评论年表》，为研究者寻访相关文献提供了线索。编辑《戈麦全集》是我的夙愿，至少十年前已列入我的工作计划。这次从着手到完工历时将近一年，确实也花了不少心血。《戈麦全集》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也是戈麦第一本诗集《彗星》的出版者，将近30年后，与漓江再续前缘，也是让我个人感到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