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福楼拜诞辰200年｜萨特、巴特和朗西埃眼中的福楼拜( 二 ) 文学|艺术|资产阶级|写作|福楼

詹姆逊从社会处境与文学处境两方面总结道，福楼拜生活在第二帝国到一战期间，他一方面处于资产阶级的上升期，需要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化不断增强的历史”；另一方面，在巴尔扎克之后，现实主义的写作形式已经发展到巅峰。而“《包法利夫人》是对福楼拜所属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思想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一个象征性解决，同时又是独特的形式上的创新，它解决了小说作为一个类型发展进化的问题”（詹姆逊， 2013 ， 265）。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福楼拜的小说看成是静态的作品或对象， “而是要把它看作是一个行动，一种艺术实践的表现，一种生产，一个干预行为，一个对困境和矛盾的解决，一种动态的创造”（詹姆逊， 2013 ， 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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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法利夫人》，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
与早期萨特所主张的“介入性”文学针锋相对，罗兰·巴特转而提倡一种“零度写作” ，并因此赞美福楼拜是现代写作的第一人。按照巴特，写作与口语截然不同，前者用诗学功能压倒交流功能，仅仅指向自身封闭的语言结构。因此，把写作当成某种及物能指的人，只能被称为“作者”；而真正的“作家”不会把读者引向写作之外的事物，而只会引向文本本身，他无须计较如何反映现实，也无须牵涉意识形态的倾向，他只需要用作品去支持文学作为一种写作活动而存在。
于是罗兰·巴特相信，是福楼拜开启了回到写作自身、不必及物的文学变革：一方面，福楼拜不再试图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见解，不追求通过作品与他人交流，这里显然是指在《包法利夫人》中，隐含作者的声音无迹可寻，福楼拜本人并不对爱玛的行为发表任何道德的评价，他隐退到文本结构之后，任凭读者直面语言的客观物，人们甚至永远不知道他是否要为所写的东西负责；另一方面，福楼拜几乎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区别，结果就是作品的主题意义和功能指向的衰弱，这即是说，福楼拜坚信词句的形式与实质是一体的、不可拆解的，正如思维和写作也只是同一种活动的多义词，那么写作的意义就不需要依赖于文本之外的事件或思想，写作本身就足以构成自己的主题，所以福楼拜不止一次想象过写作一本“与书外任何事物都无关的书，它依靠自己风格的内在力量站立起来，正像地球无需支撑而维持在空中一样……最好的书是那些包含材料最少的书” (福楼拜， 2012 ， 76) 。
对罗兰巴特而言，福楼拜本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去反驳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所鼓吹的介入文学。然而巴特并没有直接抹除“介入” ，毋宁说，他认为福楼拜的介入是相对于一种“写作史”而言的介入。既然语言和文体是先于写作活动而存在的，那么不同的作家就置身于不同阶段的文学惯例之中：古典写作对应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其对应的现实主义文学样板兼具交流和诗学两种功能，因而该历史时期内的作品便回响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声音；但是随着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分解，旧的写作活动难以为继，写作史便步入新的阶段，而这个阶段的开端就是福楼拜。因此，巴特强调，哪怕福楼拜的作品内容并不直接涉及政治，福楼拜在风格、文体上的革新，就足以算作“介入” ，毕竟写作史是与广义的社会秩序相勾连的。而这样的观点就与后期萨特相去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