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福楼拜诞辰200年｜萨特、巴特和朗西埃眼中的福楼拜( 三 ) 文学|艺术|资产阶级|写作|福楼

文章图片

《写作的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借助对福楼拜的分析，萨特和罗兰·巴特展示了思考介入文学的两种互不相通的方式。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文学形式上的变革，是否足以构成对政治内容的现实的介入？对于这个问题——同样是基于对福楼拜作品的观察——朗西埃提供了一种更为精妙的回答。
和罗兰·巴特一样，朗西埃同样把福楼拜看作现代文学的一位鼻祖，甚至整个现代艺术的审美体制的开创者。在朗西埃看来，政治并不外在于文学，我们应该打破政治与文学之间原有的边界，并“寻找它们共同的成分”（朗西埃， 2014 ， 135）。他指出：
“文学的政治不是作家们的政治……不必去考虑作家们应该搞政治，还是更应该致力于艺术的纯洁性，而是说这种纯洁性本身就与政治脱不了干系”（朗西埃， 2014 ， 3）。
在此意义上，朗西埃注意到了福楼拜自己的政治观点本身存在瑕疵，正如福楼拜在书信中写道“自从发明了马车，有产者已不成其为有产者了……一旦从民主的观点出发，即：一切属于大众，但混乱也由此产生，我试图说明，现今已无时尚可言，因为没有权威和规则”（朗西埃， 2014 ， 23）。从中可见，福楼拜对民主政体对旧有等级秩序的打破感到了恐慌和混乱，这种态度与朗西埃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大相径庭，但是由于“文学的政治不是作家的政治” ，因此朗西埃在根本上避开了对作家本人立场的讨论，并转向了对文本本身的“误读” 。
而这种“误读”的前提是福楼拜典型的“石化”文体，与早期萨特批评的态度不同，朗西埃认为“石化”恰恰使既有的感性分配断裂了。 “感性分配”(partage du sensible)指一种“不证自明”的事实，它“对空间和时间进行分配与再分配，对地位和身份、言语和噪声、可见物和不可见物进行再分配”（朗西埃， 2014 ， 4）。在既定的权力与知识的感性分配下，平民作为无分者发出的声音只能是噪音，而如果他们模拟贵族的言说行动，与贵族共用一套话语体系，并说出完全不同的东西，以此使自己被听见与看见，并彰显自身的存在——那么此时，政治就从中发端，它产生于无声的平民世界与发声的平民世界之间的激烈对抗，并重新刺激了感性分配，从而打破了什么可说、什么可见、什么可听的既有规则。

文章图片

雅克·朗西埃
在这样的理解下，朗西埃针对《包法利夫人》中爱玛之死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福楼拜要杀死爱玛·包法利？
爱玛少女时期在修道院中读过大量的浪漫主义爱情小说，此后一直憧憬着小说人物奢侈浪漫的生活方式，她后来因无法忍受丈夫夏尔的平庸以及平淡且无波澜的婚姻生活，而选择了出轨。在与各色男人的纠缠中，她虽然恢复了青春的姿态，但奢侈的生活让她背负了巨额债务，在情人相继离开她后，走投无路的爱玛最终选择服砒霜自尽。正如李健吾所评价的：“在爱玛的想象里，她把自己当作一位贵族夫人，她不知道这和她的身份不宜，和她的环境冲突；她逃出她真实的人格，走入传奇的世界，哪怕绕小路，走歪路，她也要维系着她虚伪的生存——因为这里虚伪就是真实，想象就是生存”（李健吾， 2007 ， 78）
而在朗西埃的分析中，爱玛之所以死亡是因为她首先混淆了艺术与生活，她作为农家少女却总是憧憬着小说中高贵奢侈的生活方式，她会购买漂亮的窗帘、各式各样小巧玲珑的摆件，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就是把“文学错当成了生活”（Rancie?re ， 2008 ， 234）。而爱玛混淆这二者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她拘泥于一种陈旧的诗学， “这种旧诗学的特点在于行动的联合，其角色有着伟大的目标，这种诗学所带来的感觉与人物的品质有关，其高贵的激情与日常经验相对”（Rancie?re ， 2008 ， 242-243）。更具体地说，这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被建立起的严格的艺术等级制，也称“艺术的再现体制” ，它要求用史诗这种高贵的体裁展现伟大的人物，用讽喻诗或喜剧的体裁展现卑微的人物，并直接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目标是为了特定人群的愉悦，因此文学作品也必须符合那些喜好华丽词藻的贵族阶层的品味。这样一来，艺术的再现对象就是伟大的神话、历史故事与高贵的统治阶级，而庸俗故事与普通群众则是被排除在艺术活动之外的“不可见者” 。这就导致了如“技艺和非技艺、形式和材料、知识和感觉、精致和野蛮”等对立（郑海婷， 2020 ，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