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湖秋月$评童中焘( 二 )


我和童先生曾就笔墨这个议题对话无数,潘天寿纪念馆召集的多次讨论也都参与了,这次尽量阔略,不想无谓重复。除研究上的一个症结,也没有新的发现理解。
所谓“笔墨表现”,要在“修养呈现”,或曰“人格示现”,我视为珍贵的文运承担,希有深入的学术研究,尽可能专门,不可以窄化,故推为思想文化史学课题。不过这个课题很难做,乏人才,要求高:要有笔墨真知,兼具经史素养,必也现实关切。易言即深化的讨源性能力、或推大的构架性议证,尤其这个所谓“表现”,目前看来特别要紧,仿佛不谈表现就不成艺术,当然这个词汇在古人沒有,它是中西语文混杂生成的一个术语,就意味着除了根源究讨构架议证,要有中西语文交通的历史了解,并有接对当前艺术实践或者创作生态的观察力乃至出发点,说白了就是研究和创作的一而二、二而一,这方面童先生他自己做得很好,但还沒有达成理论化的升华。倒是潘公凯先生有这个志趣,已经在复旦专门立项,差不多两年了吧?究不知进展如何,前日他发给我一个ppt文件,题目叫《笔墨研究的方法论思考》,是和张祥龙线上对话的提纲附表格,我仔细看了,就暗自佩服,虽说这个提纲稍简略,但他往理论化的方向走,基本意图很明确,这就非常了不起。可是我也感到了其中困难,就给潘先生打电话询问,是不是有个团队做,一个人怕要累垮的。他这种努力目标很大,好几关都是自找麻烦,还不像搞中哲搞国学那伙人,把古典思想换成现代陈述,这伙人虽然也会遭遇困难,但毕竟是文字对应文字,而且西方哲学、理论、史法,包括西方的东方学、中国学,都很成熟了,也有征验了,汉语翻译这一块,学科建设这一块,几乎是一网打尽引入,词汇量很大,灵活性也高,二十个里面选出一个来,马马虎虎也能对应上。但是笔墨研究就不然了,前提是文字对应图像,词汇太少了,而且也不准。理论化的基础就是术语和概念的丰富与肯定,现象学的描述类多搞不定的涂抹及囫囵。因为隔着电话,不比促膝交谈,我就和潘老师商订,待疫情风声缓了,再聚谈仔细研究。总之这个课题的麻烦不一其端,潘老师在方法论上的思考也就特别关键,但是怎能落实,那要很花气力。走中国古代画论和西方现代理论结合的路子,就是美院史论系做了多少年的工作,现在看来依然肤浅,或曰牵强,尚在通与不通之间。我想至少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就是笔墨概念的境域生成,还是经史子集的整全结构。就以古代画论研究为例,四九后都是单独提出来做,再借镜或套用于西式新学理,即所谓的美学或文艺学,势所固至会有一些成果,危险在于消解基本真际。问题就在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或术语是如何对应上的?其方法颇可疑。关键是能不能放回去检验?在逻辑上通消息?这种情况笼统说来可归“道术为天下裂”,势强于道,格式为要,学术工业愈分愈细,形成一种破碎科研,无力深入概念生成的历史境域,或有意略过经史筑基的道艺前提,这可能是童先生所以大感孤独而自高崖岸的心理症,也映发了潘先生抛下他很重要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不再做,很可惜的;非要一个人跑到复旦来撑住“笔墨”这个项目的责任感,很困难的。
和潘先生通电话,我提到了郎绍君。为什么要提郎先生?因为能讲清“笔墨”这件事,也包括讲清童中焘这个人,我心目中可以信任的论者,就是潘先生和郎先生两位,郎先生对笔墨这个课题的讨论是从吴昌石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开始,当然是先往上溯,晋唐宋元吃得很透;贵在他能向下开,比如对李可染的研究,就做得非常充分,而童先生的艺术历程,吴齐黄潘四家之外,李的作用可能更深。我想郎先生这种眼光格局、沉思真受,会比较客观,或相对确切,有能力把童先生放在一个合适的脉络和位置上来把握。而潘先生呢,不用说就更合适,他和童先生,一位寿者哲嗣,一位寿者高徒,两人多年故交,亦曾工作同事,现在又专力于笔墨研究,假如我们紧紧抓住他们不放,电话采访也好,视频会议也好,多几个回合,让他们谈透,会有的放矢,就不至像一般的讨论那样凌空蹈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