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木心逝世十周年( 四 ) 统考|尹明亮|史晨碑|隶书|齐鲁

以《剑桥怀博尔赫斯》为例。这首诗的主旨并不复杂，但是其意象和典故织成的象征是一种个人化的象征，彻底的解码也就变得困难。诗的第一句——“一从没有反面的正面来/另一来自没有正面的反面”，绕口令式的句法无疑给阅读设置了门槛，跨过这道门槛对读者来说并不容易。我可以拿博尔赫斯的小说《圆盘》，给“没有反面的正面”一个注解，但接下来由两个清脆的头韵组成的句子（“克雷，克雷基，塞尔特苗裔”），如喷泉跳落三个阶梯，用典同样不易索解。
我赞同T.S.艾略特的说法，诗可以不懂而喜爱。现代派诗歌通常是难解的。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要适应陌生化的表述。或者说，首先要认同主体对任何一种物化倾向的抵制。
我感到奇怪，周围有些学者、批评家，他们评论木心的作品，恐怕连仔细的观察都谈不上，何以就能轻率地得出否定性的结论？有的文章自言自语，通篇不见分析，从头骂到脚。恕我直言，除非是门外汉的自信，否则哪来这种自信？
有评论家谈到“肖邦是我的波兰兄弟”这类句子，斥其“空疏、不实”。空疏吗？我倒认为这是想象力的运作，天真而不乏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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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先生编年事辑》，作者：夏春锦，领读文化|台海出版社 2021年6月。
要对木心先生的写作做出评估，评论者恐怕需要多一点积累。本质论、范畴论、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只凭一点想当然的判断恐怕还是解决不了的。要在广博和深邃的程度上去接近这样一个评论对象，我认为还需要努力。
诗人去世已十周年；其写作归属于哪个范畴，迄今尚无定论。换言之，究竟是属于五四文学，还是中国当代文学，还是海外华人文学？好像都是沾边的，但又不完全契合。
这提醒我们有必要从不同的文脉和语境去考察他的写作，而上文引述的有关现代诗学的“入”和“出”，应该给我们提供一条线索。
“绍兴希腊人”
木心先生的作品，读者只看到两头——初期和晚期，中间阶段是缺失的。童年的几首诗作和晚期的十三卷著作（INK出版社）之外，便是Prison Notes（《狱中手记》）为代表的佚稿，创作于中青年时期，据说数量不少，在十年浩劫中被抄没，未见下落。
读者看到的，绝大多数是他移居纽约后的作品。可以说，归在“木心”笔名名下、他认可的创作，主要是一九八二年到二〇〇六年这个时期的产物，他达到了艺术上最终的成熟。诗集《伪所罗门书》是作者在北美大陆制作的最后一部诗集，可视为其晚期风格的代表。
《伪所罗门书》的副标题是“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点明该书的主旨。诗集具有浩瀚的博物志或见闻录的特点；阅读七十四首诗作，宛如穿越一片嗻语的森林。
所谓“个人成长史”，重点不在叙事的对应（幼年成年等分段标志），而在于感悟和决断，针对习常、群集的观念而作的内心顿悟。如：
“如果爱一个世界
就会有写不完的诗
如果真是这样
那末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
再如：
“去年我是这样过夏天的
伊斯克尔水库，钓鱼，晒太阳
那些都是随俗的借口
无论何方，都可以安顿自己
乡愁，哪个乡值得我犯愁呢”
这种个人化感悟，总是针对“非我”对“自我”的控制和盘踞，直至“自我”终于像是识破骗局，从沉重的纠结中荡涤开来；有时轻逸，有时激烈，有时则苦涩而幽默。
集子里最后一首《山茱萸农场》可视为作者世界观的总结，作为压卷之作是再合适不过了。诗的结尾写道：“虐杀沙皇全家，我未与谋，/尼古拉二世的葬礼，我也不送榇”。将一己的名分从历史中删除，连一个微小的立足点都不占有，“庶几乎形而上上”，终成其纯净广漠、喜剧式的精神之高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