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作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船山学研究的未来( 三 ) 孔子|中华|船山|中国|思想|研究

第四场研讨继续以“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世界”为主题，由同济大学陈畅教授主持，共有四位发言人。中山大学张永义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王夫之与方以智交游始末及对后者的评价》。张老师通过分析方以智和王船山的文本材料来考察二人的思想关联和交游始末，主要交游材料在船山著作中。张老师主要根据材料说明了两点内容，一是方以智和王船山的友好关系很晚才发展起来，二是方以智和王船山的思想有较多的不同，但是二人思想中对理学有较多的反省。上海财经大学王格副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自然哲学与自然法：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理解宋明理学的两种路径》。王格老师在报告中介绍了“自然”概念的不同诠释方向。他认为在中西交流，在明清之际，中西方的一个早期的对话的时候， “自然”问题同样突出。早期的来华耶稣会是在理解说明理学的时候，他先后有两个不同的比较视角，一个是自然哲学，一个是自然法。那么不论是中文的自然还是西方的nature ，都是有很丰富的一个哲学史的观念的演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孙钦香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船山与朱子学》。孙老师在报告中提到在船山学的研究中还未像朱子学研究一样在船山学的思想定位方面形成一个普遍认同，进而提出了如何把握船山学思想特质的问题。从这一问题出发，孙老师试图联系朱子学和宋明理学发展围绕船山学进行一个学术史或者思想史上的梳理。重庆师范大学刘龙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形上之气”是否存在？——关于蕺山学研究的一点讨论》。刘老师在报告中讲到有些学者认为刘宗周之论气有“形上之气”与“形下之气”的区分。对于这一观点，他的基本主张是：“形上之气”这种说法的出现与牟宗三等将“形上”“形下”的涵义界定为超越与经验的区分有关。但是对形上、形下概念的如此界定与戴山自己对“形上”“形下”涵义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别；在蕺山以“有形”论“形下” ， “无形”论“形上”的自身语境下，不会存在“形上之气”这样的说法。
最后一场研讨会的主题依然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船山学研究的未来”而展开。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孙钦香教授的主持下，四位发言人分别汇报了自己的观点。来自湖南大学的陈力祥教授汇报的题目为《王船山于程朱对“清虚一大”诘难之驳正》，试图论证船山之修正程朱而重回张载。首先“清虚一大”本身其实是通过清浊虚实之对应而言道体，本身已经圆满自足；其次形而上者并非无形之物，而是实有其体、实有其用；最后“清虚一大”乃是对于《周易》思想的阐发，是儒学正统而非与佛老等思想关联。总之，程朱之批驳与船山之驳正有其共通之处，即为儒学正本清源。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梁剑教授围绕其《工夫论视域下的船山学》进行了汇报。他指出立志有两重指向，一方面延续人禽之辨而强调立志为人，另一方面则因明清之际“豪杰”观念之兴起而强调立志为何种人，也即对于豪杰这一理想人格的追求。人生天地间，豪杰以天地为其身体感受。对豪杰身体感受的这种诗意描述来自于“知所以”的觉解，也即对于人之固有“性分”与当为“职分”的自觉。就这一点而言，天地作为人意义的扩展，与人贯彻的修身工夫产生了交集。第三位汇报人是来自武汉大学的王林伟教授，其汇报题目为《船山学研究的范式略议》。他认为船山学研究十分广泛，目前能谈的是以哲学思想为主的范式；反过来说，船山研究的“一以贯之”之道亦在于哲学思想体系的研究范式中。 20世纪九十年代前，两套根植于民国的研究范式为船山研究的主流——一派是侯外庐、萧萐父坚持的以启蒙、唯物的西方视野看船山的贡献；另一派则是港台以宋明理学为背景回看船山思想。现在到了新时代，则需要思考当下的研究是否称得上为一种范式？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但是确实有一种新的精神面向贯穿于研究之中，且与以往的研究范式关联紧密。最后一位汇报人是来自慕尼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李欢友，发言题目是《王夫之“浑天说”的理学渊源》。他通过回溯王夫之发展、修正张载、朱熹等的浑天之说，认为张、朱背后有“执理以限天”的困境存在，即在理学框架下，浑天之说义理化而成为纯粹思辨之学，丧失了与经验世界的链接，因而王夫之不得不进行修正，其意义不仅在于张、朱、王数代人之间的天道学说的继承发展，亦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儒家并非不重视自然科学，而是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