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作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船山学研究的未来( 四 ) 孔子|中华|船山|中国|思想|研究

在最后一场研讨会落下帷幕后，本次船山学研究工作坊已经进入尾声即圆桌讨论环节。本次圆桌讨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刘梁剑教授主持，围绕“作为未来思想的船山学与中国哲学”这一话题进行交流。谢建雄、邓辉、陈力祥、陈畅、谷继明、章敏、郭征、杨超逸等与会人士相继发言。中华孔子学会船山学研究委员会发展顾问谢建雄先生表示为在场学者的努力而感动，他认为船山学思想有代表性，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成为显学。至于船山学如何在未来焕发生命力，可以借用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作为纲领，就是要打开新局面。最后谢先生用“一内一外，两高一低”概括他对于船山学研究的期许，即对内做好中国思想体系的建构，对外做好与西方思想的平等对谈；两高是希望能够从纯粹学术、从中国文明的高度定位船山学，一低则是希望船山学研究能够走向社会大众。上海师范大学邓辉教授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表示在聆听了李欢友博士所做的王夫之“浑天说”研究的汇报后，感受到了船山学突破宋明理学而开新的那种力量；二是表示会跟随萧萐父先生寻找历史的节点，也即明清之际这一历史大变局。这一变局一度被打断进程，所以要回到变局接续思想，如同把佛教思想转变为中国文明一部分那样把传入的西方思想转变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从而迎来中华文化第三期大发展。湖南大学陈力祥教授表示，船山学的未来走向问题，在座的诸位均负有义不容辞之责任。首先要思考清楚为什么要做船山学，那是因为船山学有博大的价值，有对于人类延续的担当。其次学者要思考如何做，如何用船山的文本承续起文化发展的重任？他认为这需要跳出纯史学的层面而进入哲学高度，重点围绕经典的诠释与重建而展开。而当下需要做的，则是看世界、续香火、接地气——不仅是用船山学的文本解决人类安身立命、安身达德的问题；而且要走出书斋，惠及普罗大众。不仅要做学术研究，也要做实践研究。另外，陈教授还指出船山学研究的宣传存在问题，船山学起步晚，宣传力度小，形式化少，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座的研究者的努力去改善、解决。最后，陈教授表示船山学是源头活水，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等待众人的发掘。同济大学的陈畅副教授分享了其致力于明清之际学术转向研究的感受。他认为当时学人面临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思考如何摆脱儒学过度宗教化而恢复其经世致用的价值。在这一方面他看到了船山学的贡献与价值：从性的角度，船山突破向内返本的性理观念而回到先秦“类”观念；由此想到在理学框架下， “物”只是伦理物，而船山等三大儒把伦理化、宗教化的“物”拯救了出来，把向内返本的心性之学重新改造为向外扩充的学问。另外，船山由用开体，从笼罩的天理观中突破出来，因而其“气论”能把关于中华文明之精神创造一并囊括进来，就这点而言理论界应当进一步重视船山的“气论”所带来、所揭示的理论意义。同济大学谷继明副教授认为船山的学问性格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生生。他表示在做易学研究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船山学的生生不息。《周易》的宗旨是赞化育，即如何审视人在天地的位置和意义，王船山等明清之际的学人确实重新贞定了人在天地的意义；另外在应对西学以及近现代科学的挑战方面，船山学研究亦是提供了诸多话题。从个体之生生，到对后世之影响，再到学脉精神之传承，每个人都在塑造未来，他希望自己也能够为船山学的未来作出贡献。《船山学刊》编辑部的章敏女士首先对于船山学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她认为学会的成立不仅利好船山学研究，对于《船山学刊》的发展亦是一大好消息。章敏编辑回顾了《船山学刊》自1915年创刊以来的光辉岁月，表示学刊始终与民族同呼吸，与时代共发展。她认为船山学研究的基础离不开对于船山著作的精耕细读，而船山学的发展则需要考虑其在新时代能够提供何样的价值。《船山学刊》应国家和时代的危机而生，回应时代问题而转危机为机遇则是船山学研究应有之义。最后，章敏编辑衷心希望船山学研究和《船山学刊》能够为促进学术成长、中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塑造作出贡献。来自华侨大学的郭征博士分享了他所做的船山正统论研究的相关情况。他认为一般的正统论是在历史谱系下讨论某一王朝的正统性；而王船山对于正统论持有更高的期许，其正统论背后有一套价值谱系，此价值谱系密切关联着中华文明的延续问题。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杨超逸对于郭征博士的正统论研究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谱系本身是反正统的，前后世代的联合的真正根据是断裂和危机，其能够“联合”在于人之应对危机的能力，即把危机转变为转机。在这些问题上，或许船山学研究能够提供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