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研讨会︱从祇园精舍到耶路撒冷——亚洲内外的贤圣传( 二 ) 研讨会|Eric|法称|蝙蝠|舒尔曼

Albert Welter 魏博雅（亚利桑那大学）讨论了王禹偁（954-1001）为僧人赞甯写的传记。他首先以何珣圣迹图为例论证了世俗儒学可以表现出神圣的维度，而后展示了赞甯在王禹偁书写中作为世俗的著名文人的形象。魏博雅提醒到，在阅读有关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内容时不要认为它们一定是世俗的；而在阅读与佛教等宗教相关的内容则不应假定它们一定是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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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 Franco教授（上左）、戴梅可（Michael Nylan）教授和Marty Verhoeven教授（上右）、魏博雅（Albert Welter）教授（下）
佛所行：赞以再赞
会议第四部分的议题为“佛所行：赞以再赞” 。
Robert Brown（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阐释了使用石头和金属作为艺术材料是如何影响佛教造像的。通过分析公元前二至一世纪印度桑吉（Sanchi）和巴雅（Bhaja Vihara）寺庙的浮雕，他指出佛教艺术可能先于佛教故事产生并启发了后者。
Susan Andrews 安素桑（蒙特爱立森大学）比较了本世纪出版的50多本描述释迦牟尼生平的英文绘本。她发现在绘本中释迦牟尼的一生被以不同的方式想象和阐释，以满足不断变化的读者需求。但同时绘本中赋予女性的角色却很有限，他们大多以释迦牟尼的母亲或伴侣的身份出现。安素桑由此思考了这些绘本读者的多样性。
Margarita Delgado Creamer（匹兹堡大学）谈到了佛教向拉丁美洲的传播以及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988-1986）在这一传播中的作用。 Creamer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博尔赫斯希望在他的佛教讲座中取得什么成果？Creamer指出博尔赫斯的目标是为佛教传说注入生命，让人们将佛教视为一种救赎的方式。第二，为什么博尔赫斯赋予佛陀传记如此重要的地位？答案在于佛教传奇故事已经成为艺术创作和宗教灵感的源泉，比传奇的历史真相更有启发性。第三，博尔赫斯如何在拉美复述佛陀的生平故事？通过分析博尔赫斯的讲座录音， Creamer发现博尔赫斯通过诉诸圣徒记述的美学价值来弥合真假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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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Brown教授（上左）、安素桑（Susan Andrews）教授（上右）、Margarita Delgado Creamer 教授（下）
游僧
会议第五部分的议题为“游僧” 。
Peter Flügel（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陈述了耆那教托钵僧的游历，与社会互动的形式以及它们的职业道路。 Flügel认为，就像金钱一样，耆那教托钵僧在耆那教社会系统中作为社会交流的一般媒介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刘翠兰（匹兹堡大学）的报告是关于唐玄奘（602-664）前往印度的法律问题。她详细讨论了玄奘在629年离开唐所承担的法律风险，以及他在645年返回时可能面临的后果。刘翠兰通过玄奘案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唐朝对受戒者的政策是不稳定的，继任皇帝可以更改或取消前任皇帝给予僧人的豁免。第二，玄奘面临法律问题可能导致了玄奘弟子不愿公开他的传记。第三，玄奘得到了天子的宽大处理，说明645年唐朝的政策对犯罪的出家僧人有不同的对待。而且玄奘案所反映的立法与实际执行的差异告诉我们，唐朝法律的实施是不断被圣旨修正的，而圣旨代表了皇帝最新的法律意见。
Jeffrey Kotyk 康杰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讨论了日本僧人Ennin 圆仁（794-864）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记》中对于最澄（767-822）和灵仙（759-827）的记载。康杰夫指出晚唐的中国僧团对日本僧侣的看法非常积极，对于他们的尊重不亚于对于本土僧人的尊重。但康杰夫同时指出，圆仁的记录并非基于文本证据或任何形式的系统研究，而只是他的游记，因此我们在试图重构中日佛教关系的历史时，需要认识到《入唐求法巡礼记》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