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研讨会︱从祇园精舍到耶路撒冷——亚洲内外的贤圣传( 四 ) 研讨会|Eric|法称|蝙蝠|舒尔曼

传以融信
会议第八部分的主题是“传以融信” 。
Alexsander Uskokov（耶鲁大学）探讨了耆婆·瞿悉伐弥（Jīva Gosvāmī）以及他如何在个人神学崇拜下对不二论进行重新诠释。
Gérard Colas（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了梵文的泰米尔圣徒传记Divyasūricarita中的一个故事。首先，他解释了Divyasūricarita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圣徒传记及其功能。然后，他讨论了传记中名为Parakāla的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特别是他从Nāgapattanam盗窃佛教圣像，以资助在印度南部Shrirangam Vai??ava建造围墙和其他建筑物一事。他的论文旨在探讨超越道德规范和宗教隶属的信仰。
Max Deeg 宁梵夫（卡迪夫大学）研究了为什么中国佛教徒关心以尼犍子（nigra??ha）为代表的耆那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查看了中国文献中对耆那教徒称谓的术语及其外在特征的描述，即赤身裸体、白衣异端、故意饿死、拔毛、用手乞食。宁梵夫得出的结论是，中文文献中之所以出现对耆那教教徒的描述可能是因为它们足够奇特，疯狂使他们在中国佛教徒面前没有竞争力。
陈金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讨论了著名的唐代官僚、将军和书法家颜真卿（709-785）以及他撰写的《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他提醒我们考虑个人身份与其社会交往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如何影响佛教传记的写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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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sander Uskokov讲师（上左）、Gérard Colas 教授（上右）、宁梵夫（Max Deeg）教授（下左）、陈金华教授（下右）
圣传创造与再创
会议第九部分的主题是“圣传创造与再创” 。
【Eric|研讨会︱从祇园精舍到耶路撒冷——亚洲内外的贤圣传】赵悠（北京大学）讨论了印度语和中文语境中对维摩经的接受度存在的巨大差异。对于前者，它是偶尔在论文中引用的大乘教义的来源，而对于后者，围绕主人公维摩诘却重新创造了更多的内容。赵悠认为中国读者通过将维摩经作为圣传写作，将维摩诘从一个体现悖论的菩萨转变为一个驻于自己房间的圣人“维摩” ，并成为东亚理想佛教徒身份结构的一部分，无论是对于居士还是出家人。
王邦维（北京大学）从三方面对比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道宣的《玄奘传》的内容和表述形式的不同。
杨剑霄（南京师范大学）探讨了玄奘历史形象的塑造与法相唯识宗的创立。制造玄奘面孔的背后，是窥基一系创立法相唯识宗的历程。首先，玄奘作为公众人物，以求法僧形象被神圣化。但在这背后，玄奘在慈恩寺的门人则进行着玄奘译经僧形象的神圣化工作，以此为宗派形成提供信仰上的保证。其次，玄奘圆寂后，慈恩寺僧团又有普光、法宝与窥基两系的对立。普光、法宝在当时处在中心位置，他们以“唯识论师”指称弘传《成唯识论》的窥基一系，并予以批判。实际上，正是窥基通过建立《成唯识论》的传法谱系，制造了玄奘与《成唯识论》的特殊关联。在建立继承性谱系的基础上，完成自身建构唯识宗的用意。
Kirill Solonin 索罗宁（中国人民大学）介绍了西夏版本的鸠摩罗什传记的片段。索罗宁认为尽管这个传记不符合史实，但是它反映了西夏党项佛教徒对鸠摩罗什重要性的认知。他们玄化鸠摩罗什以体现西夏佛教是汉教义经典和藏密教实践的结合。
齐冠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检视理安寺的历史和其创始人法雨佛石（1569-1636）被塑造的圣徒形象。他发现标准圣徒传把佛石脸谱化地描绘成了一个禅师或者净土实践者，但在其士大夫弟子的诗中，佛石被描绘成了一个不畏环境艰苦，多年坚持修禅与头陀行的僧人。如此看来，在圣徒传的写作过程中，现实中部群式的事实认知与文化上对高僧的想像之间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