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老人”在近代中国的流行及商业化( 六 ) |圣诞节|圣·尼古拉斯|上海|耶

圣诞老人与灶神：来者与去者
中国人最初把耶稣诞节叫作“外国冬至” ，这个称呼体现了文化上的隔膜，因为这是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节俗对一个西方节庆的比拟性称呼。上海开埠初期的外侨每到圣诞佳节时，也深深地体会到被异域文化包围的疏离感，《北华捷报》创刊以后每年都会以相当的篇幅报道圣诞节，早期的主题就是表达这种疏离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家乡节日习俗的深深眷念。旅居上海的外侨也知道他们的圣诞节与冬至的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主动在文化上与中国的冬至联系起来，也许是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冬至节，也许出自文化差异感而有意保持节日的纯洁性。
这种情况到清末民初有了改观，民国初年以后圣诞节渐入华人社会，外国人在节日文化上的疏离感大概也渐渐消除了。到20世纪20年代，圣诞节在上海已初步成为一个世俗的节日，上海虹口市场每到圣诞节时生意都特别兴旺，几乎所有的圣诞食品和用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在外侨看来，中国人过的圣诞节不可能有完全的宗教意义，他们只是与外侨一样感到过节的快乐。
随着圣诞树和彩灯、礼物以及圣诞老人在中国流行，中国的青年人甚至老年人都在圣诞节吃火鸡和布朗布丁。《北华捷报》认为这样不分国别和种族共享圣诞欢乐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当人们在享受共同的快乐时，不大可能互相憎恶，这就像人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时，一般也不大会互相猜忌。
当圣诞节和圣诞老人在上海逐渐流行的时候，有一位名叫罗德尼·吉尔伯特的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圣诞节的长文，力图把西方的圣诞节与中国的“冬节”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圣诞老人实际上是家庭火种的人格化神(a personification of the household fire) ，与中国的灶神相似，体现的是同一种“火的崇拜”(fire worship)：“圣诞老人是我们祖先的火炉之神(the hearth god) ，他们向他讲述各种琐事、表达各种愿望，把站在火炉近旁的小木偶的帽子涂上红色——圣诞老人至今仍戴着。中国的灶神也喜欢靠近火的位置，中国人相信他听得见家里人所说的一切，因此要在新年来到之际用饧糖堵住他的嘴，阻止他上天报告家里不好的事情。 ”
罗德尼·吉尔伯特想要证明的是，古代东西方的节日都有相似之处，只是后来由于基督教文明的转化，两者的冬节文化才产生了差距，以至于中国人把圣诞节叫作“外国冬至”(Foreign Tung Chih) ，其实，圣诞节与中国的冬(至)节有着共同的源头，都与火、太阳有关。这样，东、西两种节日文化就有了共通的地方，文化的交流也就有了基础。在中国人在接受了圣诞节与圣诞老人之后，也有人联想到了中国传统中的灶神。
不同的是，中国人更注重圣诞老人与灶神遭遇在一起所体现出来的优劣，而不是文化上的比拟。在中国人眼中，圣诞老人每年只来一次，住一天就走，还要带糖果等礼物，所以人人欢迎，而灶君菩萨整年呆在家里，每年年前上天打小报告，我们还要用糖来讨好他，这才能不让他说家里的坏话。两个老人一来一去，相遇在烟囱里，虽然算是一种“中西合璧” ，但是灶君菩萨远不及圣诞老人讨人喜欢。在此，圣诞老人代表的是现代西方的先进性，他是摩登的、慷慨的；灶神是中国旧历年节文化的表征，显然与当时中国人要追求的现代性枘凿不纳，早应该在与封建帝王一同退位。
当然，灶神并没有退位，中国人过旧历年的时候仍然要供奉这位“家神” ，可是在像上海这样的摩登大城市里，圣诞老人似有胜过灶神之势。到20世纪30年代，以圣诞老人为象征的圣诞节至少在上海已压倒了中国的冬至节， “昔之风俗，冬至日献袜履于舅姑，今日但知有圣诞节，不知有冬至，但知有圣诞老人赠儿童玩具之袜，乃至新妇多不愿有舅姑，遑知有献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