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娟：京剧的形成与北京历史文化( 二 ) |戏曲|昆曲|赵娟|秦腔|京剧

乾隆六次南巡到扬州、杭州等地，各地进献有名戏班及出色艺人演出，一些优秀艺人被带回北京，充实内廷戏班。宫廷戏曲演出越来越讲究，出现一类特有的“宫廷大戏” ，如《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等，剧本长达数百出，一次需演出10天，戏台有四层，以表现天上、人间和地狱，还有台底设备装置层。台上演员可以达到上百人之多，不同的时间节点有不同名目的演出，极大丰富了宫廷戏曲文化。宫廷戏曲所提倡的剧种是昆曲、弋阳腔， “律和声察，板眼明出，调分南北，宫商不相混乱，丝竹与曲律相合而为一家，手足与举止睛转而成自然，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又弋阳佳传其来久矣，自唐霓裳失传之后，惟元人百种世所共喜，渐至有明，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今皆废弃不问，只剩弋阳腔而已”（懋勤殿旧藏《圣祖谕旨》）。此外，王府戏班的兴盛亦成为宫廷戏曲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给京剧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空间与土壤。
康熙、乾隆时期宫廷有专门的演戏机构“南府” ，由民间艺人和习艺太监组成，达千余人。道光后南府改为“升平署” ，规模不如之前，只保留习艺太监，演出时从民间戏班选调承应。宫廷对文本和唱腔表演的要求极高，其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深刻影响了这些戏班。《梨园旧话》记载有徐小香、杨月楼等向进士出身的京官孙春山请教的故事，可想而知，当时对艺人文化水准和艺术造诣有着很高的要求，而这样的交流必然大大提升艺人们的水准和层次。
宫廷文化所提倡和青睐的昆曲雅调，代表一种雅正文化，创造了昆曲由明至清、特别是在清朝初期的繁盛，虽然至乾隆时期已逐渐走向衰落，出现“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的景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宫廷文化影响下的昆曲艺术达到了中国戏曲发展的高峰，其创作、表演、行当、音乐等形成了规范，在诸腔并奏的环境下，对各班艺术审美力的提升非常显著，这一进程贯穿了京剧形成的整个过程。
北京文化与弋腔、高腔及京腔之演化
中国戏曲诸剧种形成后，几大声腔在各地广泛传播，并与当地歌舞艺术、音乐语言结合，衍生出新的地方剧种。弋阳腔在明代嘉靖中期即已在北京内廷及文人宴会中盛行。进入清朝， “国初最尚昆腔戏，至嘉庆中犹然。后乃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昆腔之辞，变其音节耳。内城犹赏之，谓之得胜歌”（戴璐：《藤阴杂记》）。据《都门纪略》记载：“我朝开国伊始，都人尽尚高腔。延及乾隆年，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 ”这种高腔是由传入北京的弋阳腔发展而成，即“弋腔”“京腔” 。
作为一种来自南方的民间声腔，弋阳腔入京后的本地化主要是雅化。《都门纪略》将之与秦腔相比较，谓至嘉庆年“盛尚秦腔，尽系桑间濮上之音，而随唱胡琴，善于传情，最足动人倾听” 。可以看出京腔与秦腔的不同取向， “桑间濮上之音”“善于传情”是这些来自民间的戏曲剧种的显著特征。事实上，流行于京城的京腔与原来的弋阳腔已有不同。清人王正祥指出，旧时弋阳腔“浅陋猥琐，有识者已经改变久矣” ，而盛行于都城的声腔“更为润色，其腔又与弋阳迥异” ，因此“言非世俗之腔所可同年语也”（王正祥：《新定十二律京腔谱》）。弋腔、高腔、京腔同指，不同的命名反映了由弋阳腔至高腔再至京腔的演化历程，引领着新的审美风潮。而在此过程中，昆曲并未销声匿迹，与徽班等乱弹并奏，成为京剧形成的声腔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