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廖久明评《九人》｜唤醒被遗忘多年的美好历史( 三 ) 人物|留学生|傅雷|中国|盛成

笔者还发现，张英伦详细剖析过的一些资料，刘志侠根据自己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个人的解读。在《敬隐渔传》中，张英伦引用了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1926年1月10日）上的《约翰-克利司朵夫向中国的弟兄们宣言》，然后如此写道：“这短短几句话，凝聚了罗曼·罗兰世界观的精髓。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种族的分野、国界的藩篱，有的只是文明与野蛮、黑暗与光明的对立。他希望用人类的良知和抗拒黑暗的英雄主义精神驱走邪恶，迎接光明。战争狂热一再肆虐的欧洲已经让他失望。而今通过敬隐渔，他的克利斯朵夫能够走到中国兄弟中来，让他兴奋不已。这篇热情洋溢的宣言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 （134页）刘志侠的解读切入点不同：“由于外文译本太多，罗曼·罗兰基本上不替译本写序言，只是偶然以致译者信形式代序。这封信以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份写给中国青年，是一篇真正的序言，无论内容、结构或文字都很讲究。四年之后，他以同样的形式写了另一篇《若望·克利司朵夫向俄国兄弟姐妹们的宣言》（Salut de Jean-Christophe à ses frères de Russie）。他的小说在十月革命后第二年就开始一卷接一卷译成俄文，过了十多年才主动写序，因为他以此表示对苏联的友好，争取仍在苏联的未来夫人玛丽取得出国签证，出版社付给他的稿酬，全部捐给苏联的慈善机构。 ” （101-102页）综合两人的分析，我们更能明白罗曼·罗兰答应为一位寂寂无名的二十三岁青年敬隐渔写作序言有多么非同寻常！
据“前言”介绍，《九人》收录了“中国留学生致罗曼·罗兰信函总共一百二十六封，电报两封，罗曼·罗兰回信十一封，和日记二十七段” 。其中有关敬隐渔的大多数信函、日记已有张英伦中译，收录于《敬隐渔文集》《敬隐渔研究文集》，刘志侠在撰写《九人》时全部重译了一次。这个做法并非多此一举。保持全书文风的和谐统一，当然是原因之一。此外，作者在《李家齐》章中，解释过李家齐致罗曼·罗兰第二封信一个词语的翻译：“受了这段［罗曼·罗兰］日记影响，笔者初译信文时采用比较平和的同义词来平衡‘语带夸张’ ，例如第一句以‘十分苦恼’代替‘极其不幸’（Extrêmement malheureux）。但是后来读到他的家书，才知道这是事实，一点也没有夸张。 ” （230页）可见，不同人翻译的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各有可取之处。
笔者完全赞同刘志侠在《渡河去看敬隐渔》（《书城》2015年第10期）的一段评价：“敬隐渔值得人们去研究，虽然文学生命短促，但其创作相当丰富，而且具有独特的开创性。过去苦于资料匮乏，现在有这本书提供全面翔实的资料，这是所有研究者求之不得的珍贵源泉。 ”他本人也是抱着“提供全面翔实的资料”的态度写成《九人》，结果是《敬隐渔》章与《敬隐渔传》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提供了同一个敬隐渔的形象，一个出现在与罗曼·罗兰的交往中，另一个横跨整个传奇的一生，两者互相呼应、彼此补足。
三、以严谨的态度和方法对待资料
《九人》严格选择引用的资料，每章开头都介绍本章所用素材的主要来源。只有《梁宗岱》章例外，其原因当为：作者与夫人卢岚女士于2014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青年梁宗岱》，对资料早已经过严格选择。在《阎宗临》章，作者在介绍资料来源时如此写道：“本来还有第四种《一位罗曼·罗兰教导过的中国留学生——记我父亲1929-1937留学伏利堡天主教大学》（载《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9月号），作者是阎宗临女儿阎守和，回忆三十年前的1971年，与父亲朝夕相处时回忆罗曼·罗兰的多次长谈。可惜关键内容与阎宗临的书信相左，未能使用。 ” （258页）在“前言” （第6页）、《李家齐》（227页）章，作者都提及1921年前往里昂中法大学留学的徐仲年，由此可以断定：他在写作《敬隐渔》章时，没有引用徐仲年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的《记敬隐渔及其他》，不是没有看见，而是他认为该文所写内容基本不可信。